2010年12月30日 星期四
香港《文匯報》「把脈香港：吳志森走火入魔 港台豈能放縱？」
香港《文匯報》「把脈香港：吳志森走火入魔 港台豈能放縱？」
http://paper.wenweipo.com/2010/12/31/HK1012310031.htm
今天刊出的，已是第八篇。看了這篇，明白他們的用意了吧----要港台高層除掉這個人！
http://paper.wenweipo.com/2010/12/31/HK1012310031.htm
今天刊出的，已是第八篇。看了這篇，明白他們的用意了吧----要港台高層除掉這個人！
2010年12月29日 星期三
化為灰燼 鎖鏈未除
(吳志森‧三言堂‧20101230見報)
有「中國良心」稱號的報告文學家劉賓雁，「八九六四」流亡美國，有家歸不得，2005年底客死異鄉，折騰了5年，劉賓雁的骨灰，才能在北京得到安葬。但入土未為安，即使這位異見作家經已化為灰燼，在專制傲慢的權力面前，仍無法得到安息。
劉賓雁生前說過，希望死後在他的墓誌銘上，寫上以下一段說話：「長眠於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說了他自己應該說的話。」但這位為民請命揭露醜惡，頂住打壓拒絕屈服，說了幾十年真話的東北硬漢，就連這最卑微的要求，都無法實現。當局下令，劉賓雁的墓碑上，不准刻上任何紀念文字。這段相當溫和，絕不冒犯別人，只是總結自己一生的事實陳述，也當然被禁。劉賓雁的墓碑，只剩下自己的簽名式樣，生卒年份，其他的，一片空白。
去國之後，在整個神州大地，「劉賓雁」已成為敏感詞，作品全面被禁，主流傳媒避之唯恐不及，網絡更是嚴格屏蔽。經過20多年的愚民政策，「八九六四」的真相愈來愈模糊，劉賓雁是誰，絕大部份年輕人更是一無所知。
20多年來，劉賓雁已遭徹底封殺，沒多少人知道他是誰，主流社會，劉賓雁根沒有甚麼影響力，當局還怕甚麼呢？劉賓雁逝去5年多，早已化為灰燼，當局還怕甚麼呢？劉賓雁的墓碑，只是一塊近噸重的花崗岩，只在石頭刻上幾個字，當局又怕些甚麼呢？
中國人民是否早已把劉賓雁完全忘記，當然不。國內不少50後、60後、70後的知識分子，都是讀劉賓雁的報告文學成長，受到劉賓雁人文關懷人道思想啟蒙，他們秉承著劉賓雁的風骨，身體力行投身到理想事業，傳承著劉賓雁敢於在權力面前說真話的道德勇氣。
在生時當局拒絕劉賓雁回國，死後不准墓碑上有任何紀念文字，試問，世上還有哪個政權，虛怯得連死去的軀體、化為灰燼的骸骨，都怕得要死？
一行禪師寫過一首詩：《自在的白雲》，悼念死在越共監獄中的好友善明法師，其中有詩句是這樣的：「就連你的雙手被砸碎後，親愛的，鎖鏈還未除掉。」對劉賓雁卻是：「就連你早已化為灰燼，親愛的，鎖鏈還未除掉。」
有「中國良心」稱號的報告文學家劉賓雁，「八九六四」流亡美國，有家歸不得，2005年底客死異鄉，折騰了5年，劉賓雁的骨灰，才能在北京得到安葬。但入土未為安，即使這位異見作家經已化為灰燼，在專制傲慢的權力面前，仍無法得到安息。
劉賓雁生前說過，希望死後在他的墓誌銘上，寫上以下一段說話：「長眠於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說了他自己應該說的話。」但這位為民請命揭露醜惡，頂住打壓拒絕屈服，說了幾十年真話的東北硬漢，就連這最卑微的要求，都無法實現。當局下令，劉賓雁的墓碑上，不准刻上任何紀念文字。這段相當溫和，絕不冒犯別人，只是總結自己一生的事實陳述，也當然被禁。劉賓雁的墓碑，只剩下自己的簽名式樣，生卒年份，其他的，一片空白。
去國之後，在整個神州大地，「劉賓雁」已成為敏感詞，作品全面被禁，主流傳媒避之唯恐不及，網絡更是嚴格屏蔽。經過20多年的愚民政策，「八九六四」的真相愈來愈模糊，劉賓雁是誰，絕大部份年輕人更是一無所知。
20多年來，劉賓雁已遭徹底封殺，沒多少人知道他是誰，主流社會，劉賓雁根沒有甚麼影響力，當局還怕甚麼呢？劉賓雁逝去5年多，早已化為灰燼，當局還怕甚麼呢？劉賓雁的墓碑，只是一塊近噸重的花崗岩，只在石頭刻上幾個字，當局又怕些甚麼呢？
中國人民是否早已把劉賓雁完全忘記，當然不。國內不少50後、60後、70後的知識分子，都是讀劉賓雁的報告文學成長，受到劉賓雁人文關懷人道思想啟蒙，他們秉承著劉賓雁的風骨，身體力行投身到理想事業，傳承著劉賓雁敢於在權力面前說真話的道德勇氣。
在生時當局拒絕劉賓雁回國，死後不准墓碑上有任何紀念文字，試問，世上還有哪個政權，虛怯得連死去的軀體、化為灰燼的骸骨，都怕得要死？
一行禪師寫過一首詩：《自在的白雲》，悼念死在越共監獄中的好友善明法師，其中有詩句是這樣的：「就連你的雙手被砸碎後，親愛的，鎖鏈還未除掉。」對劉賓雁卻是：「就連你早已化為灰燼，親愛的，鎖鏈還未除掉。」
2010年12月28日 星期二
溫總理原來只是維權人士
(吳志森‧蘋果論壇‧20101229見報)
總理溫家寶上電台與聽眾網友對話，有人問：「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還有哪些地方需要努力？」溫總理作了篇幅不少的回應，稍不留神，以為是哪一個維權人士被網警封殺的一番說話。
要使人民生活得更有尊嚴，溫總理說：「第一是要保障每一個人享有憲法和法律所給予自由和權利。」說得多麼動聽啊！
溫爺爺沒理由不知道「結石寶寶之父」趙連海的事情吧！他為吃了毒奶的孩子討回公道，卻莫須有被控尋釁滋事，判刑入獄，然後千方百計被剝奪上訴權利，又突然解除對律師的委託，被宣告申請保外就醫。整個過程，充滿著中國特色法治的荒謬。
趙連海是否已經「保外就醫」，到截稿時仍是真相不明，究竟他已經釋放了，回家了，還是「釋放」了，但卻被當局帶到適當的地方「就醫」，變相軟禁，還是根本未釋放，仍在監獄服刑，一切仍像謎一樣不明不白。請問，這算是哪門子的自由和權利啊？
溫總理又說：「第二，就是無論職業不同、財產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每一個人都完全平等，特別是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這就更笑話了。
幾千年來，刑不上士大夫是中國的「優良」傳統，自古皆然，於今尤烈。在社會底層，多少受逼迫的工人農民，冤屈無處伸張，上訪又受到無情打壓，致死致殘。最新一宗冤案，是浙江樂清市一位村主任，上訪伸冤，被「交通意外」謀殺，警方竟定性為車禍，討公道的家屬以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從何說起？
溫總理說：「第三，要使社會更加公平，特別要關注那些弱勢群體、殘疾人、艾滋病人，使他們能夠有尊嚴地生活。」都是些口惠而實不至的門面話。
弱智人士被賣作奴隸工，在黑磚窯過著豬狗不如的生活，屢禁不止，這不是個別的犯罪行為，公家部門更牽涉其中。關注愛滋病的維權人士，看看他們悲慘的下場：胡佳仍身陷囹圄，垂垂老矣的高耀潔醫生被迫去國流亡….還有多少關顧弱勢的維權人士被打壓、被恐嚇、被跟監、被判刑，即使刑滿出獄，仍然失去自由。這是甚麼有尊嚴的生活？
溫總理最後說：「第四，就是要尊重每一個人的人格，包括犯錯誤的人，以至犯罪的人都要尊重他們的人格，通過教育和幫助，使他們獲得新生。這就是我對尊嚴的理解。」完全經不起事實的考驗。
「中國良心」報告文學家劉賓雁因「八九六四」流亡海外，有家不能歸，五年前客死異鄉，最近骨灰安葬祖國，但生前囑咐寫在墓誌銘的遺言，卻被當局禁止。連逝去的軀體，成灰的骸骨都那麼害怕，這算甚麼尊重每個人的人格？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妻子受長期軟禁，音訊全無，至親友人被禁出境，差不多要禍延九族。這就是尊重每個人的人格？
溫總原來只是維權人士，他說的每一句話：「要人民生活得更有尊嚴」，「公平正義比陽光還要有光輝」，正正點出了目前中國的處境，聽後，只能憤怒和流淚。
總理溫家寶上電台與聽眾網友對話，有人問：「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還有哪些地方需要努力？」溫總理作了篇幅不少的回應，稍不留神，以為是哪一個維權人士被網警封殺的一番說話。
要使人民生活得更有尊嚴，溫總理說：「第一是要保障每一個人享有憲法和法律所給予自由和權利。」說得多麼動聽啊！
溫爺爺沒理由不知道「結石寶寶之父」趙連海的事情吧！他為吃了毒奶的孩子討回公道，卻莫須有被控尋釁滋事，判刑入獄，然後千方百計被剝奪上訴權利，又突然解除對律師的委託，被宣告申請保外就醫。整個過程，充滿著中國特色法治的荒謬。
趙連海是否已經「保外就醫」，到截稿時仍是真相不明，究竟他已經釋放了，回家了，還是「釋放」了，但卻被當局帶到適當的地方「就醫」，變相軟禁，還是根本未釋放，仍在監獄服刑，一切仍像謎一樣不明不白。請問，這算是哪門子的自由和權利啊？
溫總理又說：「第二，就是無論職業不同、財產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每一個人都完全平等，特別是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這就更笑話了。
幾千年來，刑不上士大夫是中國的「優良」傳統，自古皆然，於今尤烈。在社會底層，多少受逼迫的工人農民，冤屈無處伸張，上訪又受到無情打壓，致死致殘。最新一宗冤案，是浙江樂清市一位村主任，上訪伸冤，被「交通意外」謀殺，警方竟定性為車禍，討公道的家屬以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從何說起？
溫總理說：「第三，要使社會更加公平，特別要關注那些弱勢群體、殘疾人、艾滋病人，使他們能夠有尊嚴地生活。」都是些口惠而實不至的門面話。
弱智人士被賣作奴隸工，在黑磚窯過著豬狗不如的生活，屢禁不止，這不是個別的犯罪行為，公家部門更牽涉其中。關注愛滋病的維權人士，看看他們悲慘的下場：胡佳仍身陷囹圄，垂垂老矣的高耀潔醫生被迫去國流亡….還有多少關顧弱勢的維權人士被打壓、被恐嚇、被跟監、被判刑，即使刑滿出獄，仍然失去自由。這是甚麼有尊嚴的生活？
溫總理最後說：「第四，就是要尊重每一個人的人格，包括犯錯誤的人，以至犯罪的人都要尊重他們的人格，通過教育和幫助，使他們獲得新生。這就是我對尊嚴的理解。」完全經不起事實的考驗。
「中國良心」報告文學家劉賓雁因「八九六四」流亡海外，有家不能歸，五年前客死異鄉，最近骨灰安葬祖國，但生前囑咐寫在墓誌銘的遺言，卻被當局禁止。連逝去的軀體，成灰的骸骨都那麼害怕，這算甚麼尊重每個人的人格？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妻子受長期軟禁，音訊全無，至親友人被禁出境，差不多要禍延九族。這就是尊重每個人的人格？
溫總原來只是維權人士，他說的每一句話：「要人民生活得更有尊嚴」，「公平正義比陽光還要有光輝」，正正點出了目前中國的處境，聽後，只能憤怒和流淚。
2010年12月27日 星期一
活學活用
(吳志森‧三言堂‧20101228見報)
香港留學生在稀斯路機場，焦急萬分等候機位，駐倫敦辦事處的職員，向學生派發問卷，查詢他們的背景和回港原因。香港仔果然醒目，一看便知問卷調查的目的，是在排緩急優次，與輪候機位的先後密切相關。
久經訓練的港孩，誰說他們不懂隨機應變，突然靈光一閃，把「回港原因」寫得要幾慘有幾慘，要幾急有幾急，不就可盡快拿到機位上到機嗎？於是，有人填「身患重病」，有人填「急做手術」，有人又想到，如果填「家有喪事」，不是更值得同情，得到機位的機會，就會更大嗎？
填誰死了好呢？隔了一重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事態可能不夠嚴重，沒有填「死老豆」那麼直接，一個人開始填「我的爸爸死了」，其他人一致認為必定有效，紛紛效法。於是，輪候機位的香港留學生，不少人搖身一變，成了急著回家奔喪的孝子。
如此機靈變通是否一定取得預期的效果，馬上登機回港，不得而知。但我有興趣的是，遊子靠此辦法取得機位，順利歸家，與父母相擁痛哭，大訴被困機場之苦，然後炫耀自己如何醒目應變，轉數夠快，謊稱「死老豆」才排到機位，家中那位日夜焦慮盼子歸來的慈父，會有甚麼反應？
場景一、雷霆大發：「你個死仔包，咒老豆死？」然後兜巴星過去。
場景二、和顏悅色：「叻仔，醒目，亞爸唔介意！」亞媽更扭著愛兒，吻著他的臉頰：「如果寫埋亞媽，效果好啲，我都唔介意同亞爸一齊！」
親愛的讀者，你們認為場景一，還是場景二，發生的機會大一些？
其實又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這些雕蟲小技，自幼已開始煉成。還記得嗎？為了派得一所名校小學，爸媽含辛茹苦，在九龍塘覓得一個小單位，把所有郵件地址轉了過去，然後報稱住在這個名校區。爸媽千叮萬囑，逢人都說住在九龍塘，千萬不能將真實住址透露出去。
歷盡艱辛，得償所願，乖仔乖女終於入讀名校。開學的第一天，老師每人派一份表格：各位同學，將你們的真實住址填上，方便日後聯絡。
爸媽都說，只要達到目的，說說這種「無害」的小謊言，是沒有問題的。港孩熟能生巧，危急關頭，懂得活學活用。
香港留學生在稀斯路機場，焦急萬分等候機位，駐倫敦辦事處的職員，向學生派發問卷，查詢他們的背景和回港原因。香港仔果然醒目，一看便知問卷調查的目的，是在排緩急優次，與輪候機位的先後密切相關。
久經訓練的港孩，誰說他們不懂隨機應變，突然靈光一閃，把「回港原因」寫得要幾慘有幾慘，要幾急有幾急，不就可盡快拿到機位上到機嗎？於是，有人填「身患重病」，有人填「急做手術」，有人又想到，如果填「家有喪事」，不是更值得同情，得到機位的機會，就會更大嗎？
填誰死了好呢？隔了一重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事態可能不夠嚴重，沒有填「死老豆」那麼直接，一個人開始填「我的爸爸死了」，其他人一致認為必定有效，紛紛效法。於是，輪候機位的香港留學生，不少人搖身一變，成了急著回家奔喪的孝子。
如此機靈變通是否一定取得預期的效果，馬上登機回港，不得而知。但我有興趣的是，遊子靠此辦法取得機位，順利歸家，與父母相擁痛哭，大訴被困機場之苦，然後炫耀自己如何醒目應變，轉數夠快，謊稱「死老豆」才排到機位，家中那位日夜焦慮盼子歸來的慈父，會有甚麼反應？
場景一、雷霆大發：「你個死仔包，咒老豆死？」然後兜巴星過去。
場景二、和顏悅色：「叻仔，醒目，亞爸唔介意！」亞媽更扭著愛兒，吻著他的臉頰：「如果寫埋亞媽，效果好啲，我都唔介意同亞爸一齊！」
親愛的讀者，你們認為場景一，還是場景二，發生的機會大一些？
其實又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這些雕蟲小技，自幼已開始煉成。還記得嗎？為了派得一所名校小學，爸媽含辛茹苦，在九龍塘覓得一個小單位，把所有郵件地址轉了過去，然後報稱住在這個名校區。爸媽千叮萬囑，逢人都說住在九龍塘，千萬不能將真實住址透露出去。
歷盡艱辛，得償所願，乖仔乖女終於入讀名校。開學的第一天，老師每人派一份表格：各位同學，將你們的真實住址填上，方便日後聯絡。
爸媽都說，只要達到目的，說說這種「無害」的小謊言，是沒有問題的。港孩熟能生巧，危急關頭，懂得活學活用。
2010年12月25日 星期六
港孩是父母煉成的
(吳志森‧三言堂‧20101226見報)
同文黃明樂的《港孩》，一紙風行，賣到斷市，建議她寫一本續篇，探究港孩的前世今生，怎麼樣的環境，造就了港孩這種香港獨有的產品。
港孩的性格、品行、作為和能力，都由父母一手一腳親力親為塑造出來，港孩生成今天的模樣，香港父母，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只要看看歐洲大雪被困倫敦機場事件就知道了。在電台訪問了一位在英國居住的華人記者，她說這種事情在歐洲稀鬆平常，時有發生，媒體根本不當甚麼一回事，更不會放在頭條。她連續問了好幾個不明白：不明白香港傳媒為何當成大事？不明白香港政府為何要高調處理？不明白留學生的父母為何要這麼緊張？
她不明白的，我也不明白，對港孩的父母，我尤其不明白。父母讓子女放洋留學，目的究竟是甚麼？不是預了他們自己可以隨機應變，起碼遇事不會慌張，有一定程度的解決難題能力的嗎？如果子女只有十二、三歲，剛上中學，連穿衣梳頭吃飯縛鞋帶都有困難，無法自己照顧自己，父母就把他們留在身邊好好保護，為何要急不及待送到這麼遠的地方，要他們冒生命危險？如果孩子大了，到十七、八歲，就放手讓他們獨立處事吧！
留學的目的，就是要獨立生活。一場大風雪，就是訓練他們隨機應變的大好機會。只是睡幾天機場，無法洗澡，有點餓有點冷，吃得沒有那麼豐富，又不是戰亂，又沒有恐怖襲擊，又不會有甚麼人身安全的威脅。只是比原定計劃遲了幾天，趕不及吃頓冬至飯，錯過了一年一度的聖誕派對，僅此而已，為何要誇張到「天人兩茫，遊子無家做冬」，「留英學生大控訴」的地步？
再說，即使沒有這場大風雪，如果你的寶貝孩子有甚麼身體不適頭暈身爂，成績欠佳態度不好要受處分，拍拖失戀情緒困擾，不是由子女自己獨力解決嗎？難道爸媽會飛來飛去，帶他們看醫生，搵補習，留在身邊治療情傷？
有怎樣的父母，就有怎樣的子女。孩子遲了幾天回來，受了一點苦，就好像世界末日似的，呼天搶地，抱怨這投訴那。這樣下去，即使留學一萬年，你的子女還是永遠長不大的BB。
我確信，港孩是父母煉成的。
同文黃明樂的《港孩》，一紙風行，賣到斷市，建議她寫一本續篇，探究港孩的前世今生，怎麼樣的環境，造就了港孩這種香港獨有的產品。
港孩的性格、品行、作為和能力，都由父母一手一腳親力親為塑造出來，港孩生成今天的模樣，香港父母，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只要看看歐洲大雪被困倫敦機場事件就知道了。在電台訪問了一位在英國居住的華人記者，她說這種事情在歐洲稀鬆平常，時有發生，媒體根本不當甚麼一回事，更不會放在頭條。她連續問了好幾個不明白：不明白香港傳媒為何當成大事？不明白香港政府為何要高調處理？不明白留學生的父母為何要這麼緊張？
她不明白的，我也不明白，對港孩的父母，我尤其不明白。父母讓子女放洋留學，目的究竟是甚麼？不是預了他們自己可以隨機應變，起碼遇事不會慌張，有一定程度的解決難題能力的嗎？如果子女只有十二、三歲，剛上中學，連穿衣梳頭吃飯縛鞋帶都有困難，無法自己照顧自己，父母就把他們留在身邊好好保護，為何要急不及待送到這麼遠的地方，要他們冒生命危險？如果孩子大了，到十七、八歲，就放手讓他們獨立處事吧！
留學的目的，就是要獨立生活。一場大風雪，就是訓練他們隨機應變的大好機會。只是睡幾天機場，無法洗澡，有點餓有點冷，吃得沒有那麼豐富，又不是戰亂，又沒有恐怖襲擊，又不會有甚麼人身安全的威脅。只是比原定計劃遲了幾天，趕不及吃頓冬至飯，錯過了一年一度的聖誕派對，僅此而已，為何要誇張到「天人兩茫，遊子無家做冬」，「留英學生大控訴」的地步？
再說，即使沒有這場大風雪，如果你的寶貝孩子有甚麼身體不適頭暈身爂，成績欠佳態度不好要受處分，拍拖失戀情緒困擾，不是由子女自己獨力解決嗎？難道爸媽會飛來飛去，帶他們看醫生，搵補習，留在身邊治療情傷？
有怎樣的父母，就有怎樣的子女。孩子遲了幾天回來，受了一點苦，就好像世界末日似的，呼天搶地，抱怨這投訴那。這樣下去，即使留學一萬年，你的子女還是永遠長不大的BB。
我確信，港孩是父母煉成的。
2010年12月23日 星期四
難頂
(吳志森‧三言堂‧20101224見報)
這是宿命，每逢特首先生與本地流行文化纏在一起，都會落得過劣評如潮，狂遭惡搞的收場。去年春節曾蔭權搭上麥兜如是，今年MC Jin X煲呔，效果簡直可以用恐怖難頂來形容，網上更是前所未有的群情洶湧。如果創作這首饒舌聖誕歌，目的是要反宣傳，「唔理好醜，最緊要有人講」的反效果，目標達到了。
這首饒舌聖誕歌，「起錨」共多達15次，究竟「起錨」為何要與聖誕扯上關係？無從稽考。有抵死的網友形容，聖誕佳節對人唱「起錨」，讓不少人憶起政改爭議的痛苦，等於用粗口「問候」人全家一樣。聖誕講求和諧溫馨，冷不提防突然給人「問候」，試問，誰不反彈？
局外人無法知道這首饒舌聖誕歌的箇中乾坤內幕，例如誰採主動，報酬多少，還有甚麼交易。但據特首辦透露，MC Jin與制作人員是免費的，錄音室是港台借出的，如果這是事實，換句話說，特首不費一分一毫，就得到這次免費宣傳或反宣傳，相當划算吧，是不是？
這首聖誕饒舌歌的劣評，不少評論已有文本分析，不贅。網民把矛頭指向MC Jin，說他用Rap歌頌建制，向權力獻媚，徹底違反饒舌精神，令人齒冷。這些評論，實在對本地樂壇香港歌手有太多不切實際的幻想，把西方的反叛音樂硬套在些商業歌手身上，除了是失望，只有更失望。
饒舌歌來自黑人，控訴的，是建制不公、階級壓迫、種族歧視….用粗暴的語言來表達憤怒，粗口爛舌的歌詞，打破流行歌偏向中產的偽善，唱的聽的都會熱血沸騰。但饒舌歌同時也歧視女性，排擠同性戀，說唱的，也可能有不公不義的內容。
可以登上香港流行樂壇舞台的Rap，早已沒有任何憤怒，也沒有半點批判，即使跟時弊勉強扣上關係，都只會饒出一些媽係女人的普遍真理，絲毫沒有批判性。這是香港流行樂壇的現實，盤古初開，早已如此，只要看看樂壇的大哥大姐見到高官特首時那種嘴臉，就知道對MC Jin有任何要求，只是痴人說夢。
突發奇想，制作人不防找來《大海航行靠舵手》、《沒有共產黨沒有新中國》兩首文革名曲，給MC Jin改成饒舌，說不定，他可以一躍跳入人民大會堂。
這是宿命，每逢特首先生與本地流行文化纏在一起，都會落得過劣評如潮，狂遭惡搞的收場。去年春節曾蔭權搭上麥兜如是，今年MC Jin X煲呔，效果簡直可以用恐怖難頂來形容，網上更是前所未有的群情洶湧。如果創作這首饒舌聖誕歌，目的是要反宣傳，「唔理好醜，最緊要有人講」的反效果，目標達到了。
這首饒舌聖誕歌，「起錨」共多達15次，究竟「起錨」為何要與聖誕扯上關係？無從稽考。有抵死的網友形容，聖誕佳節對人唱「起錨」，讓不少人憶起政改爭議的痛苦，等於用粗口「問候」人全家一樣。聖誕講求和諧溫馨，冷不提防突然給人「問候」，試問，誰不反彈？
局外人無法知道這首饒舌聖誕歌的箇中乾坤內幕，例如誰採主動，報酬多少，還有甚麼交易。但據特首辦透露，MC Jin與制作人員是免費的，錄音室是港台借出的，如果這是事實，換句話說，特首不費一分一毫，就得到這次免費宣傳或反宣傳，相當划算吧，是不是？
這首聖誕饒舌歌的劣評，不少評論已有文本分析，不贅。網民把矛頭指向MC Jin，說他用Rap歌頌建制，向權力獻媚，徹底違反饒舌精神，令人齒冷。這些評論，實在對本地樂壇香港歌手有太多不切實際的幻想，把西方的反叛音樂硬套在些商業歌手身上，除了是失望，只有更失望。
饒舌歌來自黑人，控訴的，是建制不公、階級壓迫、種族歧視….用粗暴的語言來表達憤怒，粗口爛舌的歌詞，打破流行歌偏向中產的偽善，唱的聽的都會熱血沸騰。但饒舌歌同時也歧視女性，排擠同性戀，說唱的，也可能有不公不義的內容。
可以登上香港流行樂壇舞台的Rap，早已沒有任何憤怒，也沒有半點批判，即使跟時弊勉強扣上關係，都只會饒出一些媽係女人的普遍真理，絲毫沒有批判性。這是香港流行樂壇的現實，盤古初開，早已如此，只要看看樂壇的大哥大姐見到高官特首時那種嘴臉，就知道對MC Jin有任何要求，只是痴人說夢。
突發奇想，制作人不防找來《大海航行靠舵手》、《沒有共產黨沒有新中國》兩首文革名曲，給MC Jin改成饒舌，說不定，他可以一躍跳入人民大會堂。
基本守則
(吳志森‧三言堂‧20101222見報)
行山觀鳥，最怕的，就是人。人是世上最嘈吵的動物，無論身在何處，都會開盡噪門不停發聲。崇山還是深谷，潺潺流水還是颯颯涼風，天籟都給人籟蓋過，最離譜的有些人帶齊收音機唱機行山，把音量扭到最大，大自然的美妙聲音都給嚇得退避三舍。
在新界一個觀賞蜻蜓的熱點，踫到一幫愛拍攝花鳥蟲魚的發燒友，目標出現，人人拿著價值不菲的鏡頭相機，對準目標。快門聲並不擾人，一陣子就過去，但這幫發燒友，卻偏喜歡一邊拍一邊評論：「呢度靚….咁嘅光最好….係啦係啦，飛去嗰度啦….影到水面啲波波….嘩！好靚！」
幾乎講過不停，連蜻蜓都討厭得飛走，發燒友變得無所事事，接著第二波人籟災難又來了。他們互相檢閱戰績，評頭品足，由構圖到光影，由快門到光圈，「你嗰張好啲…你睇，我嗰張都唔錯」，總之比來比去，沒完沒了。
跟著互相攀比攝影器材，由甲乙丙丁誰買了新鏡頭，聊到哪個牌子的最新產品的質素。整個過程，由人類聲帶發出來的音響，從未停過，直至我遠離這個拍攝地點，才勉強擺脫。
以上情況，我拍鳥時也遇過。「出嚟啦出嚟啦….去嗰度去嗰度….飛上去，飛上去」活像快活谷評馬人在講馬，聽著聽著，不勝其擾，丁點欣賞大自然的興致都被打得煙消雲散。
發燒友專注要拍得好作品，眼中只有目標「獵物」，一些觀者既喜歡拍攝，又留意周遭的自然美景，各有志趣，可以互不相干。但發燒友這種開派對的拍攝方式實在太擾人，也破壞了大自然的寧靜，看見長炮鏡頭圍在一起的陣勢，唯一的做法，只有敬而遠之。
在塱原的田基上，掛著一個這樣的告示牌，大意為：請勿在田間抽煙，不要破壞農作物。當然是有人犯了，農友們才掛出來提出警告。
無論是觀鳥拍鳥，還是一般遊人，都應該自覺遵從約定俗成的基本守則，例如不影響自然生態，不騷擾雀鳥和動物，不抽煙，不污染環境，不破壞任何農作物和動植物，調低聲浪，不干擾他人。只顧自己開心作樂，眼中只有鏡頭裡的影像，完全不理他人感受，即使拍到的世界頂級的傑作，但變得神憎鬼厭，有意思嗎？
行山觀鳥，最怕的，就是人。人是世上最嘈吵的動物，無論身在何處，都會開盡噪門不停發聲。崇山還是深谷，潺潺流水還是颯颯涼風，天籟都給人籟蓋過，最離譜的有些人帶齊收音機唱機行山，把音量扭到最大，大自然的美妙聲音都給嚇得退避三舍。
在新界一個觀賞蜻蜓的熱點，踫到一幫愛拍攝花鳥蟲魚的發燒友，目標出現，人人拿著價值不菲的鏡頭相機，對準目標。快門聲並不擾人，一陣子就過去，但這幫發燒友，卻偏喜歡一邊拍一邊評論：「呢度靚….咁嘅光最好….係啦係啦，飛去嗰度啦….影到水面啲波波….嘩！好靚！」
幾乎講過不停，連蜻蜓都討厭得飛走，發燒友變得無所事事，接著第二波人籟災難又來了。他們互相檢閱戰績，評頭品足，由構圖到光影，由快門到光圈，「你嗰張好啲…你睇，我嗰張都唔錯」，總之比來比去，沒完沒了。
跟著互相攀比攝影器材，由甲乙丙丁誰買了新鏡頭，聊到哪個牌子的最新產品的質素。整個過程，由人類聲帶發出來的音響，從未停過，直至我遠離這個拍攝地點，才勉強擺脫。
以上情況，我拍鳥時也遇過。「出嚟啦出嚟啦….去嗰度去嗰度….飛上去，飛上去」活像快活谷評馬人在講馬，聽著聽著，不勝其擾，丁點欣賞大自然的興致都被打得煙消雲散。
發燒友專注要拍得好作品，眼中只有目標「獵物」，一些觀者既喜歡拍攝，又留意周遭的自然美景，各有志趣，可以互不相干。但發燒友這種開派對的拍攝方式實在太擾人，也破壞了大自然的寧靜，看見長炮鏡頭圍在一起的陣勢，唯一的做法，只有敬而遠之。
在塱原的田基上，掛著一個這樣的告示牌，大意為：請勿在田間抽煙，不要破壞農作物。當然是有人犯了，農友們才掛出來提出警告。
無論是觀鳥拍鳥，還是一般遊人，都應該自覺遵從約定俗成的基本守則，例如不影響自然生態，不騷擾雀鳥和動物，不抽煙，不污染環境，不破壞任何農作物和動植物，調低聲浪，不干擾他人。只顧自己開心作樂，眼中只有鏡頭裡的影像，完全不理他人感受，即使拍到的世界頂級的傑作，但變得神憎鬼厭，有意思嗎？
餌誘拍鳥
(吳志森‧三言堂‧20101120見報)
得悉淡水濕地塱原的鳥種，近年增加兩成，不少早已絕跡的，又再親臨舊地，為了一睹牠們的風采，周末，拿起相機，直奔塱原。
早說過，塱原不是一個驚為天人的觀鳥地點，沒有足夠的耐性和細心，跟你捉迷藏的鳥兒，不會輕易讓你發現。一如以往，選了一個注了水的濕田，耐心等著飛走又回來的涉禽，拍下水中美妙的姿態，都是些林鷸、黑翅長腳鷸、扇尾沙錐，不算甚麼稀有品種，看著牠們無憂無慮，自由自在，不受干擾，追逐、覓食、嬉戲，賞心悅目，甚麼煩惱都煙消雲散。
塱原的田仍有人耕種，有種生菜，有稻田，也有只在夏天盛放秋冬已凋零的蓮花，不同的生態，吸引著不同品種的雀鳥。假日，人們托著沉甸甸的三腳架，連著長炮鏡頭的專業攝影機，在阡陌上走來走去，捕捉他們心中的美態和美景。
抬頭望去，一幫攝友聚在遠處田間，十多支長炮鏡頭，對準近距離的灌木林，聚精會神，嚴陣以待。走近，原來在拍攝一隻並不常見的藍喉歌鴝。
鳥兒現身，此起彼落的快門聲響起，像在迎接一個久未露面的國際巨星。只見這隻胸口有一撮藍色羽毛精靈可愛的鳥兒，一蹦一跳的從草叢出來，昂首闊步，然後知情識趣的跳上枝頭，擺出各種姿勢，滿足一眾拍友的要求。
鳥兒一擺尾，消失在草叢中，緊張的拍攝告一段落。拍友都鬆懈下來，交頭接耳，檢閱自己的戰利品，對別人的作品評頭品足。交談的聲浪愈來愈大，有人更抽起煙來。我好生奇怪，鳥兒怕人，特別敏感，聲音身影動作都會嚇走牠們，抽煙更污染空氣，統統都犯了觀鳥的大忌，所有錯誤幾乎都做齊了。
然後，其中一位拍友，拿著一個小盒子，走到鳥兒曾經停留的樹旁，把不知名的東西放到樹枝上。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們用餌引鳥，怪不得即使人聲鼎沸，那隻藍喉歌鴝，消失了又再出現。鳥兒的各種美態，原來都是拍友們擺佈下得回來的。
他們用的是甚麼餌會否吃壞雀鳥我不知道，但觀鳥拍鳥的守則，不是應該保持大自然的原狀，盡量對雀鳥不作任何干擾的嗎？餌誘拍鳥，即使得到最美妙的姿態，算真實和自然嗎？
得悉淡水濕地塱原的鳥種，近年增加兩成，不少早已絕跡的，又再親臨舊地，為了一睹牠們的風采，周末，拿起相機，直奔塱原。
早說過，塱原不是一個驚為天人的觀鳥地點，沒有足夠的耐性和細心，跟你捉迷藏的鳥兒，不會輕易讓你發現。一如以往，選了一個注了水的濕田，耐心等著飛走又回來的涉禽，拍下水中美妙的姿態，都是些林鷸、黑翅長腳鷸、扇尾沙錐，不算甚麼稀有品種，看著牠們無憂無慮，自由自在，不受干擾，追逐、覓食、嬉戲，賞心悅目，甚麼煩惱都煙消雲散。
塱原的田仍有人耕種，有種生菜，有稻田，也有只在夏天盛放秋冬已凋零的蓮花，不同的生態，吸引著不同品種的雀鳥。假日，人們托著沉甸甸的三腳架，連著長炮鏡頭的專業攝影機，在阡陌上走來走去，捕捉他們心中的美態和美景。
抬頭望去，一幫攝友聚在遠處田間，十多支長炮鏡頭，對準近距離的灌木林，聚精會神，嚴陣以待。走近，原來在拍攝一隻並不常見的藍喉歌鴝。
鳥兒現身，此起彼落的快門聲響起，像在迎接一個久未露面的國際巨星。只見這隻胸口有一撮藍色羽毛精靈可愛的鳥兒，一蹦一跳的從草叢出來，昂首闊步，然後知情識趣的跳上枝頭，擺出各種姿勢，滿足一眾拍友的要求。
鳥兒一擺尾，消失在草叢中，緊張的拍攝告一段落。拍友都鬆懈下來，交頭接耳，檢閱自己的戰利品，對別人的作品評頭品足。交談的聲浪愈來愈大，有人更抽起煙來。我好生奇怪，鳥兒怕人，特別敏感，聲音身影動作都會嚇走牠們，抽煙更污染空氣，統統都犯了觀鳥的大忌，所有錯誤幾乎都做齊了。
然後，其中一位拍友，拿著一個小盒子，走到鳥兒曾經停留的樹旁，把不知名的東西放到樹枝上。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們用餌引鳥，怪不得即使人聲鼎沸，那隻藍喉歌鴝，消失了又再出現。鳥兒的各種美態，原來都是拍友們擺佈下得回來的。
他們用的是甚麼餌會否吃壞雀鳥我不知道，但觀鳥拍鳥的守則，不是應該保持大自然的原狀，盡量對雀鳥不作任何干擾的嗎？餌誘拍鳥，即使得到最美妙的姿態，算真實和自然嗎？
2010年12月22日 星期三
無法出現在劉賓雁墓誌銘上的遺言
「長眠於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說了他自己應該說的話。」
就連如此溫和的遺願，都遭粗暴阻撓，這是個怎樣的世道啊！
「就連你早已化為灰燼，親愛的，鎖鏈還未除掉...」
我讀他的報告文學成長，他是我的啟蒙者...為他流淚。
就連如此溫和的遺願，都遭粗暴阻撓，這是個怎樣的世道啊！
「就連你早已化為灰燼，親愛的，鎖鏈還未除掉...」
我讀他的報告文學成長，他是我的啟蒙者...為他流淚。
2010年12月21日 星期二
「民主必勝！」是為了「民主黨必勝！」
(吳志森‧蘋果論壇‧20101222見報)
就在民主黨改選領導層的同一天，三十個黨員集體宣布退黨，他們都是少壯派改革派，當中有創黨成員，也有民選區議員。民主黨有約七百名黨員，三十人退黨，佔不到百分之五，這個數目是多還是少，會否對民主黨做成打擊，恐怕只有民主黨人才能準確估量。
民主黨分裂，早而不是第一遭，年前亦發生黨人因路線分歧而集體退黨另起爐灶，對民主黨已做成不少衝擊。民主黨領導層可能慣見這種分裂場面，回應起來都是那麼氣定神閒，主席何俊仁說：對民主黨會做成一定損害，但損害不大。副主席劉慧卿還是那一句例牌金句：勉強冇幸福….
民主黨領導層，面對路線分歧黨的分裂，一如既往，對各種政治道德上的指控，都輕輕帶過。在《退黨以明志》的公開聲明裡有這樣的一段：「民主黨在關鍵時刻放棄終極普選方案，在立法會投下贊成票通過了一個沒有落實真正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沒有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和沒有取消區議會委任制的所謂政改「改良」方案，面對中共強加港人的政治現實前，民主黨沒有堅守信念、失信於民、忘記了港人民主黨的托負。」何俊仁沒有直面指控，只說「沒有後悔支持政改。」
對分階段取消區議會委任制，對全港單一選區的「超級區議員」超負荷選舉，對十五名區議員的超高提名門檻，對六百萬元超高選舉經費上限，民主黨領導層，無論是對民主大原則，以及深藏在細節裡的魔鬼，都採取一個無可無不可和稀泥的態度，彷彿一切都在預計和掌握之中。
顯然，領導層口中的「損害不大」，是指各個議會選舉的得票數，各選區可以保得住的席位，而不是民主的大原則，只要選舉配搭精準，策略得宜，有足夠選票贏得足夠議席，保得住立法會大黨地位，就可以任憑外間風浪起，穩坐大黨釣魚船。
愈來愈多民主黨過往的支持者都有這樣的感覺，民主黨已淪為一個單純的「選舉機器」，以贏得議席為最高甚至唯一原則。要「配搭精準策略得宜」而贏得選舉，誰可以比得上資源充沛的建制政黨，一年四季的「蛇齋粽餅」比誰都多，單憑每天對街坊噓寒問暖落雨叫收衫，就可打敗資深區議員贏得席位，此等能耐，民主黨人有嗎？可以做得到嗎？
民主黨人必需醒覺，民主黨得到廣泛支持，是因為以堅持的民主原則為先，不然就會受到選民的離棄。當底線一退再退，原則愈來愈模糊，民主黨和民建聯和自由黨這類建制政黨有分別嗎？把票投給他們，還可以得到實惠的「蛇齋粽餅」，把票給民主黨，可以得到甚麼？
電視新聞報道民主黨領導層改選大會，尾聲，只見黨人齊聲喊叫口號：「民主必勝！」「民主黨必勝！」聽罷，不禁打了一個寒顫。「民主必勝！」還可以理解，但「民主黨必勝！」就說到問題的核心來了，原來「民主必勝！」是為了「民主黨必勝！」我終於明白了。
就在民主黨改選領導層的同一天，三十個黨員集體宣布退黨，他們都是少壯派改革派，當中有創黨成員，也有民選區議員。民主黨有約七百名黨員，三十人退黨，佔不到百分之五，這個數目是多還是少，會否對民主黨做成打擊，恐怕只有民主黨人才能準確估量。
民主黨分裂，早而不是第一遭，年前亦發生黨人因路線分歧而集體退黨另起爐灶，對民主黨已做成不少衝擊。民主黨領導層可能慣見這種分裂場面，回應起來都是那麼氣定神閒，主席何俊仁說：對民主黨會做成一定損害，但損害不大。副主席劉慧卿還是那一句例牌金句：勉強冇幸福….
民主黨領導層，面對路線分歧黨的分裂，一如既往，對各種政治道德上的指控，都輕輕帶過。在《退黨以明志》的公開聲明裡有這樣的一段：「民主黨在關鍵時刻放棄終極普選方案，在立法會投下贊成票通過了一個沒有落實真正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沒有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和沒有取消區議會委任制的所謂政改「改良」方案，面對中共強加港人的政治現實前，民主黨沒有堅守信念、失信於民、忘記了港人民主黨的托負。」何俊仁沒有直面指控，只說「沒有後悔支持政改。」
對分階段取消區議會委任制，對全港單一選區的「超級區議員」超負荷選舉，對十五名區議員的超高提名門檻，對六百萬元超高選舉經費上限，民主黨領導層，無論是對民主大原則，以及深藏在細節裡的魔鬼，都採取一個無可無不可和稀泥的態度，彷彿一切都在預計和掌握之中。
顯然，領導層口中的「損害不大」，是指各個議會選舉的得票數，各選區可以保得住的席位，而不是民主的大原則，只要選舉配搭精準，策略得宜，有足夠選票贏得足夠議席，保得住立法會大黨地位，就可以任憑外間風浪起，穩坐大黨釣魚船。
愈來愈多民主黨過往的支持者都有這樣的感覺，民主黨已淪為一個單純的「選舉機器」，以贏得議席為最高甚至唯一原則。要「配搭精準策略得宜」而贏得選舉，誰可以比得上資源充沛的建制政黨，一年四季的「蛇齋粽餅」比誰都多，單憑每天對街坊噓寒問暖落雨叫收衫，就可打敗資深區議員贏得席位，此等能耐，民主黨人有嗎？可以做得到嗎？
民主黨人必需醒覺，民主黨得到廣泛支持，是因為以堅持的民主原則為先，不然就會受到選民的離棄。當底線一退再退，原則愈來愈模糊，民主黨和民建聯和自由黨這類建制政黨有分別嗎？把票投給他們，還可以得到實惠的「蛇齋粽餅」，把票給民主黨，可以得到甚麼？
電視新聞報道民主黨領導層改選大會，尾聲，只見黨人齊聲喊叫口號：「民主必勝！」「民主黨必勝！」聽罷，不禁打了一個寒顫。「民主必勝！」還可以理解，但「民主黨必勝！」就說到問題的核心來了，原來「民主必勝！」是為了「民主黨必勝！」我終於明白了。
2010年12月20日 星期一
申辦亞運就是一個典型的「釣魚工程」
(吳志森‧明報論壇‧20101221見報)
很多香港人都不知道甚麼叫「釣魚工程」，以為是釣魚活動的工程建設，但內地同胞太熟悉了，一講「釣魚工程」，就可以輕而易舉的一口氣說出很多例子。只要到「百度一下」，都會得到詳盡的解釋：「所謂的釣魚工程是指在決策階段被描述為造價很低、見效很快，但在實際建設過程中，建設單位不斷變更資金預算，迫使投資部門不斷追加投資，最終決算超預算、預算超概算、實際造價大大超出原先計劃的那些工程。」
香港的申辦亞運工程會否淪為一個「釣魚工程」，只要看看一連串開支數字的變化就清楚了：
諮詢文件白紙黑字清清楚楚，直接開支是145億，場館開支300多億，合共445億。為應付洶湧的群情，一夜之間，直接開支如變魔術般一下子減至60億。你嫌貴，就搞個「平平地」的亞運，民眾應該接受吧！怎料反對聲音仍然堅挺，建制政黨反對立場繼續「企硬」。
香港運動員在廣州亞運獲得佳績，官員以為民意轉向，悍然宣布申亞正式去馬。就在這關鍵時刻，申亞的開支預算又有一堆新數字曝光：直接開支60億是「現時價格」，計算通漲和物價升幅，13年後「付款當日價格」將高達93.1億。體育場館的開支，也由300多億升至458億。亞運直接與間接的總開支，由445億，暴升至551億。
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現時價格」和「付款當日價格」有差天共地的分別，為何當初諮詢文件一字不提？是今天才猛然醒起，還是企圖蒙混過關，因為追得緊了，只好坦白從寬。
那麼，政府向立法會申請的申亞撥款，準確數目將會是多少？幾位主事官員眾口一詞：60億。但與90億直接開支還差33億，相距50%多，怎麼辦？將來會否追加預算？我在電台訪問民政局副局長許曉暉，得一個難以置信的到答案是：申請撥款還是60億，不夠的，將會尋求贊助，絕不會要求立法會追加撥款。
對外尋求33億贊助？13年後的開支，難以預測，分分鐘遠比這個數目為高，全部都由贊助商埋單找數，你會相信嗎？關愛基金從商界募捐50億到現在還未達一半，又要他們拿幾十億出來贊助亞運？想壞頭腦了吧！
今天，建制派仍然企硬反對，令申亞看起來難以成事，但誰知這幾位尊貴議員是否會來一個華麗的轉身，又或詐肚痛玩失蹤，讓撥款在有驚無險下順利通過。申亞的列車啟動了，萬一不幸成功了，33億的贊助又找不到，458億場館開支又因通漲等因素激增，亞運工程做到一半，缺錢了，官員們理直氣壯來追加撥款，立法會可以拒絕嗎？
除非所有議員言行一致，聯手否決申亞撥款，把危機消滅於萌芽狀態，否則，申亞這項「釣魚工程」，將會成為香港人沒完沒了的噩夢！
很多香港人都不知道甚麼叫「釣魚工程」，以為是釣魚活動的工程建設，但內地同胞太熟悉了，一講「釣魚工程」，就可以輕而易舉的一口氣說出很多例子。只要到「百度一下」，都會得到詳盡的解釋：「所謂的釣魚工程是指在決策階段被描述為造價很低、見效很快，但在實際建設過程中，建設單位不斷變更資金預算，迫使投資部門不斷追加投資，最終決算超預算、預算超概算、實際造價大大超出原先計劃的那些工程。」
香港的申辦亞運工程會否淪為一個「釣魚工程」，只要看看一連串開支數字的變化就清楚了：
諮詢文件白紙黑字清清楚楚，直接開支是145億，場館開支300多億，合共445億。為應付洶湧的群情，一夜之間，直接開支如變魔術般一下子減至60億。你嫌貴，就搞個「平平地」的亞運，民眾應該接受吧！怎料反對聲音仍然堅挺，建制政黨反對立場繼續「企硬」。
香港運動員在廣州亞運獲得佳績，官員以為民意轉向，悍然宣布申亞正式去馬。就在這關鍵時刻，申亞的開支預算又有一堆新數字曝光：直接開支60億是「現時價格」，計算通漲和物價升幅，13年後「付款當日價格」將高達93.1億。體育場館的開支，也由300多億升至458億。亞運直接與間接的總開支，由445億，暴升至551億。
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現時價格」和「付款當日價格」有差天共地的分別，為何當初諮詢文件一字不提？是今天才猛然醒起，還是企圖蒙混過關，因為追得緊了，只好坦白從寬。
那麼，政府向立法會申請的申亞撥款，準確數目將會是多少？幾位主事官員眾口一詞：60億。但與90億直接開支還差33億，相距50%多，怎麼辦？將來會否追加預算？我在電台訪問民政局副局長許曉暉，得一個難以置信的到答案是：申請撥款還是60億，不夠的，將會尋求贊助，絕不會要求立法會追加撥款。
對外尋求33億贊助？13年後的開支，難以預測，分分鐘遠比這個數目為高，全部都由贊助商埋單找數，你會相信嗎？關愛基金從商界募捐50億到現在還未達一半，又要他們拿幾十億出來贊助亞運？想壞頭腦了吧！
今天，建制派仍然企硬反對，令申亞看起來難以成事，但誰知這幾位尊貴議員是否會來一個華麗的轉身，又或詐肚痛玩失蹤，讓撥款在有驚無險下順利通過。申亞的列車啟動了，萬一不幸成功了，33億的贊助又找不到，458億場館開支又因通漲等因素激增，亞運工程做到一半，缺錢了，官員們理直氣壯來追加撥款，立法會可以拒絕嗎？
除非所有議員言行一致，聯手否決申亞撥款，把危機消滅於萌芽狀態，否則，申亞這項「釣魚工程」，將會成為香港人沒完沒了的噩夢！
2010年12月18日 星期六
文明和野蠻
(吳志森‧三言堂‧20101218見報)
在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上，委員會主席亞格蘭的演說，雖然溫和直接，沒有矯情沒有挑釁，而是苦口婆心，但有心人聽起來，尤其心中有鬼的，輕則會認為棉裡藏針，忍忍作痛，重則會覺得是擊中要害，會痛得跳將起來。
演說開始不久，亞格蘭將得獎人無法出席頒獎禮的歷史，逐個數出。希特拉治下的納粹德國，被關入監獄的記者兼和平主義者奧西茨基，是和平獎歷史上第一位無法出席頒獎禮，也無親人代領的得獎人，而第二位，就是相隔75年的中國異見者劉曉波。把當年希特拉統治的納粹德國，與今天在國際霸氣迫人肥得漏油的崛起大國相提並論，無論是言者無心，還是聽者有意，不氣得歇斯底里才怪。
1975年得獎的蘇聯著名物理學家沙卡洛夫，被當局禁止離境，只能由夫人代領。屬於蘇聯東歐集團的波蘭，工會領袖華里沙1983年獲獎，也被禁出境，也是由妻子代夫出征。極權如當年的蘇聯波蘭，本人被禁出境，夫人卻可代表丈夫出席，但大國把丈夫投入大牢，索性連妻子也徹底軟禁，完全與外界隔絕音訊，還放話說要到明年一月才稍有鬆動。我們這個大國，真的脆弱得比當年的蘇聯波蘭還不如嗎？
不能出席頒獎禮的，還有1991年得獎的緬甸民運領袖昂山素姬，獨裁的軍政府不是禁止她出國，而是要她出去後就永遠不要再回到自己的祖國。和平獎只好由兩個兒子代領，還在典禮上發表了感人肺腑的感言。
然後，又提到伊朗的伊巴迪，她是一位律師和人權活動者，2003年獲頒和平獎，雖然伊朗政府反應激烈，但當局卻沒有禁止伊巴迪出國領獎，伊朗駐挪威大使也有出席頒獎禮。幾年後，伊朗當局竟然強制沒收伊巴迪的諾貝爾和平獎。亞格蘭想用伊朗來跟大國比較甚麼？
原來南非是獲得和平獎最多的國家，共三次。1960年民族英雄盧圖利、1984大主教杜圖相繼獲獎，都引起了南非種族隔離政權暴跳如雷。直到曼德拉和德克勒克，結束臭名昭著的種族隔離制度，為南非的民主政權奠下穩固的基礎，聯手得到1993年的和平獎，才終於博得了雷鳴般的掌聲。
和平獎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政權的文明和野蠻。
在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上，委員會主席亞格蘭的演說，雖然溫和直接，沒有矯情沒有挑釁，而是苦口婆心，但有心人聽起來，尤其心中有鬼的，輕則會認為棉裡藏針，忍忍作痛，重則會覺得是擊中要害，會痛得跳將起來。
演說開始不久，亞格蘭將得獎人無法出席頒獎禮的歷史，逐個數出。希特拉治下的納粹德國，被關入監獄的記者兼和平主義者奧西茨基，是和平獎歷史上第一位無法出席頒獎禮，也無親人代領的得獎人，而第二位，就是相隔75年的中國異見者劉曉波。把當年希特拉統治的納粹德國，與今天在國際霸氣迫人肥得漏油的崛起大國相提並論，無論是言者無心，還是聽者有意，不氣得歇斯底里才怪。
1975年得獎的蘇聯著名物理學家沙卡洛夫，被當局禁止離境，只能由夫人代領。屬於蘇聯東歐集團的波蘭，工會領袖華里沙1983年獲獎，也被禁出境，也是由妻子代夫出征。極權如當年的蘇聯波蘭，本人被禁出境，夫人卻可代表丈夫出席，但大國把丈夫投入大牢，索性連妻子也徹底軟禁，完全與外界隔絕音訊，還放話說要到明年一月才稍有鬆動。我們這個大國，真的脆弱得比當年的蘇聯波蘭還不如嗎？
不能出席頒獎禮的，還有1991年得獎的緬甸民運領袖昂山素姬，獨裁的軍政府不是禁止她出國，而是要她出去後就永遠不要再回到自己的祖國。和平獎只好由兩個兒子代領，還在典禮上發表了感人肺腑的感言。
然後，又提到伊朗的伊巴迪，她是一位律師和人權活動者，2003年獲頒和平獎，雖然伊朗政府反應激烈，但當局卻沒有禁止伊巴迪出國領獎，伊朗駐挪威大使也有出席頒獎禮。幾年後，伊朗當局竟然強制沒收伊巴迪的諾貝爾和平獎。亞格蘭想用伊朗來跟大國比較甚麼？
原來南非是獲得和平獎最多的國家，共三次。1960年民族英雄盧圖利、1984大主教杜圖相繼獲獎，都引起了南非種族隔離政權暴跳如雷。直到曼德拉和德克勒克，結束臭名昭著的種族隔離制度，為南非的民主政權奠下穩固的基礎，聯手得到1993年的和平獎，才終於博得了雷鳴般的掌聲。
和平獎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政權的文明和野蠻。
2010年12月15日 星期三
空椅子
(吳志森‧三言堂‧20101216見報)
一張空椅子，搞得統治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的北京政府，進入歇斯底里狀態。
就在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主席亞格蘭把獎狀和獎牌放在預早安排空椅上子的當兒，成千上萬翻牆觀看頒獎禮的中國網民，無法表達激動的感情，唯有把各種款式的空椅子，上載到他們的網頁、微博，或把頭像改成空凳，又或沒有前文後理的只寫上「祝賀」、「致敬」等字眼。
網民的集體行為，沒有領頭人，沒有事前張揚，沒有任何暗號，但成為了一場無聲無息但聲勢浩大的網上示威行動。
負責審查的小秘書們，加班加點，疲於奔命。諾貝爾、和平獎等無一逃得過威力龐大的防火長城，劉曉波、劉小波、劉曉X這些過於明顯的敏感詞統統第一時間濾掉。
網絡審查員更是與時並進，緊趕網民的節奏，空凳子空椅子更立時變成最新興的敏感詞，全部被擋。看圖不作聲已經失效，古今中外的空凳圖片，差不多無一漏網，發不出去，僥倖逃過的，也難逃最後被處死的厄運。
外人難以想像中國的言論審查系統如何運作？規模多大？但每次出現今天這種遭遇戰，都使人驚嘆中國防火長城的威力是如此驚人，單靠機器肯定無法執行，需要多少人手，又保證不走漏眼，究竟是一種甚麼樣的運作方式？
「造反」網民的流量實在太大了，審查員應付不過來，今次出新招。首先盯上頑劣的網民，把要發出的訊息，無論真的是要過濾的敏感詞，還是一些無意義無厘頭的符號，都一律先扣下，不讓第一時間發放。
我是有幸在微博被盯上的博友，甚麼訊息都幾乎發不出去。這只是警告，如果再不聽話，網頁都失蹤了，只剩下「你當前使用的IP地址或者帳號由於違反了新浪微博的安全檢測規則，暫時禁止訪問。」真是一了百了。甚麼「安全檢測規則」，只能心知肚明，只是「暫時禁止訪問」，誰知道！
網民都不是省油的燈，張良計鬥過牆梯早已是常態了。最搞笑是網上徵文「我最崇拜的人姓劉」：三十多歲就帶領人們反暴政----他叫劉邦；他得過很多香港台灣和境外的大獎----他叫劉德華；他受盡苦難，精神永存----他叫劉翔。要刪，能刪得了多少！
一張空椅子，搞得統治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的北京政府，進入歇斯底里狀態。
就在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主席亞格蘭把獎狀和獎牌放在預早安排空椅上子的當兒，成千上萬翻牆觀看頒獎禮的中國網民，無法表達激動的感情，唯有把各種款式的空椅子，上載到他們的網頁、微博，或把頭像改成空凳，又或沒有前文後理的只寫上「祝賀」、「致敬」等字眼。
網民的集體行為，沒有領頭人，沒有事前張揚，沒有任何暗號，但成為了一場無聲無息但聲勢浩大的網上示威行動。
負責審查的小秘書們，加班加點，疲於奔命。諾貝爾、和平獎等無一逃得過威力龐大的防火長城，劉曉波、劉小波、劉曉X這些過於明顯的敏感詞統統第一時間濾掉。
網絡審查員更是與時並進，緊趕網民的節奏，空凳子空椅子更立時變成最新興的敏感詞，全部被擋。看圖不作聲已經失效，古今中外的空凳圖片，差不多無一漏網，發不出去，僥倖逃過的，也難逃最後被處死的厄運。
外人難以想像中國的言論審查系統如何運作？規模多大？但每次出現今天這種遭遇戰，都使人驚嘆中國防火長城的威力是如此驚人，單靠機器肯定無法執行，需要多少人手，又保證不走漏眼，究竟是一種甚麼樣的運作方式？
「造反」網民的流量實在太大了，審查員應付不過來，今次出新招。首先盯上頑劣的網民，把要發出的訊息，無論真的是要過濾的敏感詞，還是一些無意義無厘頭的符號，都一律先扣下，不讓第一時間發放。
我是有幸在微博被盯上的博友，甚麼訊息都幾乎發不出去。這只是警告，如果再不聽話，網頁都失蹤了，只剩下「你當前使用的IP地址或者帳號由於違反了新浪微博的安全檢測規則，暫時禁止訪問。」真是一了百了。甚麼「安全檢測規則」，只能心知肚明，只是「暫時禁止訪問」，誰知道！
網民都不是省油的燈，張良計鬥過牆梯早已是常態了。最搞笑是網上徵文「我最崇拜的人姓劉」：三十多歲就帶領人們反暴政----他叫劉邦；他得過很多香港台灣和境外的大獎----他叫劉德華；他受盡苦難，精神永存----他叫劉翔。要刪，能刪得了多少！
2010年12月14日 星期二
官僚決策，一波比一波不堪
(吳志森‧蘋果論壇‧20101215見報)
還記得兩年前的生果金事件嗎？特首曾蔭權發表施政報告，提出將俗稱高齡津貼的生果金，一律提高至一千元，但要引入資產審查。建議一出，民情輿論炸翻了鍋，一面倒指摘曾班子這個餿主義，是刻薄老人，徹底扭曲生果金回饋長者對社會貢獻的初衷。在極大壓力下，曾蔭權「死死氣」收回成命，但卻怒氣難忍，抛下一句「理性的政策討論被整個感性的反應統統蓋過」，草草收場。
津貼細節荒謬愚蠢
這宗醜事，是曾班子的決策水平低下的典型案例，既非空前，當然也不會絕後。記憶未退，話音未落，原來真的陸續有來。新版本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幾乎可以肯定，會成為生果金事件的翻版。
運輸部門無法管得住公共運輸專利公司，為了舒緩民怨，政府採納了扶貧委員會的建議，用現金津貼補貼日益高昂的交通費。最初只限偏遠地區而又要跨區工作的居民，後來又取消跨區的限制，只要符合入息和資產的規定，即可領取六百元的交通貼，為期一年。
新版本取消了時限，成為了常設的津貼，而且不限偏遠地區，全港十八區低收入基層市民，無論是否跨區工作，均可適用。兩項改良都算從善如流，值得肯定。
但新版本荒謬的細節，卻令人冒火千丈。一人家庭入息上限為月薪六千五百元﹝扣除強積金後計算﹞，最低工資時薪二十八元，一天工作八小時還未超過，但九小時已經到邊緣，工作十小時就一定喪失交通津貼的資格了。我的「烽煙」節目收到不少聽眾來電，有打工仔要求老闆削減幾十元工資，以符合六百元交通津貼資格，簡直是香港悲歌。
新版交通津貼的最大敗筆，是由原本的個人申請，變為以家庭為單位。二人家庭的入息上限是八千五百元。如果兩夫婦工作，拿的都是最低工資，八小時工作月入五千八百二十四元，舊版本每人都合資格取得六百元津貼，新版本呢，夫婦二人就突然喪失合共一千二百元。
三人家庭的入息上限是一萬二千元，夫婦二人以最低工資每天工作九小時，月入共一萬三千一百零四，對不起，超出資格！
生活在天堂的高官們，都以為三人家庭一定只有夫婦二人再加在學一名未成年子女，如果兒子或女兒已成年，出來工作但收入極低，三人都分別只得六千五百元收入，用舊版本計算，整個家庭同時符合資格。但在新制度下，家庭收入已超出入息上限的規定，三人同時失去申請資格，一千八百元交通津貼轉眼泡湯。對貧窮家庭來說，這是何等重要的數目！
不肯面對貧窮問題
用交通津貼的名目補貼貧困家庭，但卻不肯真正面對香港的貧窮問題，這種小修小補，如果真的能舒緩他們的困境於一時，也無可厚非，不應苛責。但官僚的腦袋卻異於常人，新版本的交通津貼，是希望多一些人受益，還是企圖節省金錢？是想舒緩矛盾，還是想激化民怨？主觀願望是提高政府聲譽，但客觀效果卻令曾班子民望插水。生果金如是，外傭稅如是，慳電膽如是，交通津貼也如是，人們不禁要問，官僚的決策水平，為何一波比一波不堪？
還記得兩年前的生果金事件嗎？特首曾蔭權發表施政報告，提出將俗稱高齡津貼的生果金，一律提高至一千元，但要引入資產審查。建議一出，民情輿論炸翻了鍋，一面倒指摘曾班子這個餿主義，是刻薄老人，徹底扭曲生果金回饋長者對社會貢獻的初衷。在極大壓力下，曾蔭權「死死氣」收回成命，但卻怒氣難忍，抛下一句「理性的政策討論被整個感性的反應統統蓋過」，草草收場。
津貼細節荒謬愚蠢
這宗醜事，是曾班子的決策水平低下的典型案例，既非空前，當然也不會絕後。記憶未退，話音未落，原來真的陸續有來。新版本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幾乎可以肯定，會成為生果金事件的翻版。
運輸部門無法管得住公共運輸專利公司，為了舒緩民怨，政府採納了扶貧委員會的建議，用現金津貼補貼日益高昂的交通費。最初只限偏遠地區而又要跨區工作的居民，後來又取消跨區的限制，只要符合入息和資產的規定，即可領取六百元的交通貼，為期一年。
新版本取消了時限，成為了常設的津貼，而且不限偏遠地區，全港十八區低收入基層市民，無論是否跨區工作，均可適用。兩項改良都算從善如流，值得肯定。
但新版本荒謬的細節，卻令人冒火千丈。一人家庭入息上限為月薪六千五百元﹝扣除強積金後計算﹞，最低工資時薪二十八元，一天工作八小時還未超過，但九小時已經到邊緣，工作十小時就一定喪失交通津貼的資格了。我的「烽煙」節目收到不少聽眾來電，有打工仔要求老闆削減幾十元工資，以符合六百元交通津貼資格，簡直是香港悲歌。
新版交通津貼的最大敗筆，是由原本的個人申請，變為以家庭為單位。二人家庭的入息上限是八千五百元。如果兩夫婦工作，拿的都是最低工資，八小時工作月入五千八百二十四元，舊版本每人都合資格取得六百元津貼，新版本呢，夫婦二人就突然喪失合共一千二百元。
三人家庭的入息上限是一萬二千元，夫婦二人以最低工資每天工作九小時，月入共一萬三千一百零四，對不起，超出資格！
生活在天堂的高官們，都以為三人家庭一定只有夫婦二人再加在學一名未成年子女，如果兒子或女兒已成年，出來工作但收入極低，三人都分別只得六千五百元收入，用舊版本計算，整個家庭同時符合資格。但在新制度下，家庭收入已超出入息上限的規定，三人同時失去申請資格，一千八百元交通津貼轉眼泡湯。對貧窮家庭來說，這是何等重要的數目！
不肯面對貧窮問題
用交通津貼的名目補貼貧困家庭，但卻不肯真正面對香港的貧窮問題，這種小修小補，如果真的能舒緩他們的困境於一時，也無可厚非，不應苛責。但官僚的腦袋卻異於常人，新版本的交通津貼，是希望多一些人受益，還是企圖節省金錢？是想舒緩矛盾，還是想激化民怨？主觀願望是提高政府聲譽，但客觀效果卻令曾班子民望插水。生果金如是，外傭稅如是，慳電膽如是，交通津貼也如是，人們不禁要問，官僚的決策水平，為何一波比一波不堪？
特區政府內部存在一個龐大的腐敗集團？
(吳志森‧明報論壇‧20101214見報)
一個不熟悉香港的外地人，讀了梁展文事件的調查報告，以為特區政府內部存在著一個龐大的腐敗集團，成員包括高級公務員和問責官員，綿密網絡，根深葉茂，互相掩護，目的是把前同僚，通過合法的方式，保送到大財團任職，確保高薪厚祿，黃金時期搵真銀。今天，他們讓前高官輕易過關，他朝自己也會得到相同的優待。若不知情識趣阻人發達，就會：今日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
當然，到目前為止，所有指控，都找不到丁點兒證據，但即使熟悉本地運作的香港人，疑雲重重，多個斗大的問號始終無法解開。
梁展文申請過完一關又一關
紅灣半島事件當年明明鬧得炸開了鍋，成為多天A1頭條，時為常任秘書長的梁展文是身負重任的主事官員，賤賣紅灣也成為最嚴重的指控之一。為何被調查委員會點名指摘的6名高官，包括在官場混咗幾十年的精英政務官，竟然在關鍵時刻集體失憶，完全記不起「賤賣紅灣」——「梁展文」——「新世界」之間有何關係？即使政策局的同事提醒：會否有利益衝突影響市民對政府觀感？主事官員為何還是無動於中聽而不聞？
五大高官齊齊開閘放人，梁展文的申請過完一關又一關，最後文件放到俞宗怡局長案頭，不到24小時，她就簽名批核。如果不是輿論鬧翻了天，梁先生的一年300萬高薪早已袋袋平安。下一位高官，也可以照辦煮碗，無驚無險，輕鬆過關。人們不禁要問，如果特區政府內部沒有這樣的一個腐敗集團，這種稀奇古怪匪夷所思違反常理的事，可以發生嗎？
我們看看調查報告對有關官員的結論。公務員常任秘書長黃灝玄：任政務主任 26年，欠缺應有責任感和警覺性，嚴重疏忽，深表遺憾。公務員事務局長俞宗怡：政治敏感不足，未能掌握民情，判斷嚴重失誤，令政府聲譽受損，深表遺憾。立法會指摘高官失職，用詞不可謂不嚴厲，的確句句「攞命」。高級公務員處事「欠缺應有責任感、嚴重疏忽」，他還能坐在這個位置上嗎？問責局長「判斷嚴重失誤，令政府聲譽受損」，在任何一個民主社會，還能不鞠躬下台以謝天下嗎？
公義不彰 市民會收貨嗎？
偏偏香港這種問責制就是這樣與別不同。局長兩度道歉了，行政長官說她已承認不足了，提都沒有提到有任何懲處。專責小組的立法會議員也幾乎異口同聲：俞局長是個好官，犯的錯也罪不至死。就這樣雷聲大雨點小，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犯錯的公務員和問責局長，絲毫無損，輕易過關，繼續好官我自為之。
高官有懲處機制，局長犯錯要問責下台，明明白白寫在政府的文件裏，但行政長官避而不談，立法會議員協助縱容包庇，刑不上士大夫，公義得不到彰顯，市民會收貨嗎？公務員會服氣嗎？
一個不熟悉香港的外地人，讀了梁展文事件的調查報告，以為特區政府內部存在著一個龐大的腐敗集團，成員包括高級公務員和問責官員，綿密網絡，根深葉茂，互相掩護，目的是把前同僚，通過合法的方式，保送到大財團任職，確保高薪厚祿，黃金時期搵真銀。今天，他們讓前高官輕易過關，他朝自己也會得到相同的優待。若不知情識趣阻人發達，就會：今日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
當然，到目前為止，所有指控，都找不到丁點兒證據，但即使熟悉本地運作的香港人，疑雲重重，多個斗大的問號始終無法解開。
梁展文申請過完一關又一關
紅灣半島事件當年明明鬧得炸開了鍋，成為多天A1頭條，時為常任秘書長的梁展文是身負重任的主事官員，賤賣紅灣也成為最嚴重的指控之一。為何被調查委員會點名指摘的6名高官，包括在官場混咗幾十年的精英政務官，竟然在關鍵時刻集體失憶，完全記不起「賤賣紅灣」——「梁展文」——「新世界」之間有何關係？即使政策局的同事提醒：會否有利益衝突影響市民對政府觀感？主事官員為何還是無動於中聽而不聞？
五大高官齊齊開閘放人，梁展文的申請過完一關又一關，最後文件放到俞宗怡局長案頭，不到24小時，她就簽名批核。如果不是輿論鬧翻了天，梁先生的一年300萬高薪早已袋袋平安。下一位高官，也可以照辦煮碗，無驚無險，輕鬆過關。人們不禁要問，如果特區政府內部沒有這樣的一個腐敗集團，這種稀奇古怪匪夷所思違反常理的事，可以發生嗎？
我們看看調查報告對有關官員的結論。公務員常任秘書長黃灝玄：任政務主任 26年，欠缺應有責任感和警覺性，嚴重疏忽，深表遺憾。公務員事務局長俞宗怡：政治敏感不足，未能掌握民情，判斷嚴重失誤，令政府聲譽受損，深表遺憾。立法會指摘高官失職，用詞不可謂不嚴厲，的確句句「攞命」。高級公務員處事「欠缺應有責任感、嚴重疏忽」，他還能坐在這個位置上嗎？問責局長「判斷嚴重失誤，令政府聲譽受損」，在任何一個民主社會，還能不鞠躬下台以謝天下嗎？
公義不彰 市民會收貨嗎？
偏偏香港這種問責制就是這樣與別不同。局長兩度道歉了，行政長官說她已承認不足了，提都沒有提到有任何懲處。專責小組的立法會議員也幾乎異口同聲：俞局長是個好官，犯的錯也罪不至死。就這樣雷聲大雨點小，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犯錯的公務員和問責局長，絲毫無損，輕易過關，繼續好官我自為之。
高官有懲處機制，局長犯錯要問責下台，明明白白寫在政府的文件裏，但行政長官避而不談，立法會議員協助縱容包庇，刑不上士大夫，公義得不到彰顯，市民會收貨嗎？公務員會服氣嗎？
2010年12月13日 星期一
公道自在人心
(吳志森‧三言堂‧20101212見報)
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相信不少人會像我一樣，即使沒有熱淚盈眶，也禁不住內心翻騰。女高音歌唱家獻唱挪威名曲《Solveig’s song》「我知道你會回來」，委婉動人。和平獎委員會主席亞格蘭近半小時的演講，言詞懇切。美籍華裔小提琴家張萬鈞的《茉莉花》《彩雲追月》《愛的禮讚》，如泣如訴。挪威著名女演員兼導演莉芙烏曼演譯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感人肺腑。最後，由天真爛漫的挪威兒童合唱團，替典禮作結，撥開深沉凝重的空氣，注入了朝陽和希望。
我重頭再讀一次委員會主席亞格蘭的發言，溫和而直接，沒有矯情，沒有挑釁，有的，只是苦口婆心，如果你心平氣和，不存偏見的話。
我建議讀者在網上搜尋，詳閱全文，也建議學校的公民教育老師，找原文給同學細讀。容我引述我認為最有說服力的幾段：
「從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有著 13億人口的中國肩負着人權的命運。如果中國能夠建立起一種徹底保障公民權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將會對世界產生深遠的積極影響。否則，就可能面臨社會和經濟危機四起的險惡局勢，從而產生危及整個世界的消極後果。」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要繼續保持快速的經濟增長，就需要有研究自由、思想自由和辯論自由作為前提條件。此外，沒有言論自由，腐敗、官權驕縱和惡治就會滋長蔓延。任何一種官權體制都必須要通過民主監督、自由的媒體和公民的批評權來加以制衡。」
「在不同程度上實施獨裁體制的國家，可以在較長階段保持高速的經濟增長，但世界上幾乎所有最富庶的國家都是民主國家這一事實並非偶然。民主能夠調動更多的人力和技術資源。」
「在國際社會中的新地位，也意味着中國必須承擔更大的責任。中國必須做好準備接受批評，並將此視為一種積極的輸入，一種改進的機遇。所有權力大國和掌控大權者都必須抱有這樣的態度。」
演說完了，亞蘭格把寫著LXB的獎狀和獎牌放在預備好的空椅子上，此情此景，忍不住激動的淚水。公道自在人心，一張空椅子的威力，抵得住大國崛起宣傳機器的千軍萬馬！
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相信不少人會像我一樣，即使沒有熱淚盈眶，也禁不住內心翻騰。女高音歌唱家獻唱挪威名曲《Solveig’s song》「我知道你會回來」，委婉動人。和平獎委員會主席亞格蘭近半小時的演講，言詞懇切。美籍華裔小提琴家張萬鈞的《茉莉花》《彩雲追月》《愛的禮讚》，如泣如訴。挪威著名女演員兼導演莉芙烏曼演譯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感人肺腑。最後，由天真爛漫的挪威兒童合唱團，替典禮作結，撥開深沉凝重的空氣，注入了朝陽和希望。
我重頭再讀一次委員會主席亞格蘭的發言，溫和而直接，沒有矯情，沒有挑釁，有的，只是苦口婆心，如果你心平氣和，不存偏見的話。
我建議讀者在網上搜尋，詳閱全文，也建議學校的公民教育老師，找原文給同學細讀。容我引述我認為最有說服力的幾段：
「從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有著 13億人口的中國肩負着人權的命運。如果中國能夠建立起一種徹底保障公民權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將會對世界產生深遠的積極影響。否則，就可能面臨社會和經濟危機四起的險惡局勢，從而產生危及整個世界的消極後果。」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要繼續保持快速的經濟增長，就需要有研究自由、思想自由和辯論自由作為前提條件。此外，沒有言論自由，腐敗、官權驕縱和惡治就會滋長蔓延。任何一種官權體制都必須要通過民主監督、自由的媒體和公民的批評權來加以制衡。」
「在不同程度上實施獨裁體制的國家，可以在較長階段保持高速的經濟增長，但世界上幾乎所有最富庶的國家都是民主國家這一事實並非偶然。民主能夠調動更多的人力和技術資源。」
「在國際社會中的新地位，也意味着中國必須承擔更大的責任。中國必須做好準備接受批評，並將此視為一種積極的輸入，一種改進的機遇。所有權力大國和掌控大權者都必須抱有這樣的態度。」
演說完了，亞蘭格把寫著LXB的獎狀和獎牌放在預備好的空椅子上，此情此景，忍不住激動的淚水。公道自在人心，一張空椅子的威力，抵得住大國崛起宣傳機器的千軍萬馬！
2010年12月11日 星期六
《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
劉曉波（2009年12月23日）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書生涯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台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份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的文章與著作，經常受邀去各地演講，還應歐美國家之邀出國做訪問學者。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台，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二十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監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員警，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眾所周知，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於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迸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敵人意識”的淡化。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著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著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標誌著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
這些宏觀方面的進步，也能從我被捕以來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
儘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裏，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從監視居住處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簡稱“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時間裡，我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呆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體設施和軟體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一言一行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起床睡覺的音樂中，這種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著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政治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今天，我妻子無法到庭旁聽，但我還是要對你說，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這麼多年來，在我的無自由的生活中，我們的愛飽含著外在環境所強加的苦澀，但回味起來依然無窮。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耳蝸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著明天。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裡，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裡，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裡，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裡，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
為餞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謝謝各位！
At the award Ceremony on Friday, 10, Dec 2010, Nobel Peace Prize winner Liu Xiaobo was not present to collect his prize, but one of his writings "I Have No Enemies: My Final Statement" was read by Liv Ullman.
In the course of my life,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June 1989 was the major turning point. Up to that point, I was a member of the first class to enter university whe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s were reinstated follow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lass of ''77). From BA to MA and on to PhD, my academic career was all smooth sailing. Upon receiving my degrees, I stayed on to teach at Beijing NormalUniversity. As a teacher, I was well received by the students. At the same time, I was a public intellectual, writing articles and books that created quite a stir during the 1980s, frequently receiving invitations to give talks around the country, and going abroad as a visiting scholar upon invitation from Europe and America. What I demanded of myself was this: whether as a person or as a writer, I would lead a life of honesty, responsibility, and dignity. After that, because I had returned from the U.S. to take part in the 1989 Movement, I was thrown into prison for "the crime of counter‑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and incitement." I also lost my beloved lectern and could no longer publish essays or give talks in China. Merely for publishing different political views and taking part in a peaceful democracy movement, a teacher lost his lectern, a writer lost his right to publish, and a public intellectual lost the opportunity to give talks publicly. This is a tragedy, both for me personally and for a China that has already seen thi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When I think about it, my most dramatic experiences after June Fourth have been, surprisingly, associated with courts: My two opportunities to address the public have both been provided by trial sessions at the Beijing Municipal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once in January 1991, and again today. Although the crimes I have been charged with on the
Twenty years have passed, but the ghosts of June Fourth have not yet been laid to rest. Upon release from Qincheng Prison in 1991, I, who had been led onto the path of political dissent by the psychological chains of June Fourth, lost the right to speak publicly in my own country and could only speak through the foreign media. Because of this, I was subjected to year‑round monitoring, kept under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May 1995 to January 1996) and sent to Reeducation‑Through‑Labor (October 1996 to October 1999). And now I have been once again shoved into the dock by the enemy mentality of the regime. But I still want to say to this regime, which is depriving me of my freedom, that I stand by the convictions I expressed in my "June Second Hunger Strike Declaration" twenty years ago ‑ I have no enemies and no hatred. None of the police who monitored, arrested, and interrogated me, none of the prosecutors who indicted me, and none of the judges who judged me are my enemies. Although there is no way I can accept your monitoring, arrests, indictments, and verdicts, I respect your professions and your integrity, including those of the two prosecutors, Zhang Rongge and Pan Xueqing, who are now bringing charges against me on behalf of the prosecution. During interrogation on December 3, I could sense your respect and your good faith.
Hatred can rot away at a person's intelligence and conscience. Enemy mentality will poison the spirit of a nation, incite cruel mortal struggles, destroy a society's tolerance and humanity, and hinder a nation's progress toward freedom and democracy. That is why I hope to be able to transcend my personal experiences as i look upon our nation's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to counter the regime's hostility with utmost goodwill, and to dispel hatred with love.
Everyone knows that it w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at brought about our country's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In my view, Reform and Opening Up began with the abandonment of the "using class struggle as guiding principle" government policy of the Mao era and, in its place, a commitment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harmony. The process of abandoning the "philosophy of struggle" was also a process of gradual weakening of the enemy mentality and elimination of the psychology of hatred, and a process of squeezing out the "wolf's milk" that had seeped into human nature. It was this process that provided a relaxed climate, at home and abroad, for Reform and Opening Up, gentle and humane grounds for restoring mutual affection among people and peaceful coexistence among those with different interests and values, thereby providing encouragement in keeping with humanity for the bursting forth of creativity and the restoration of compassion among our countrymen. One could say that relinquishing the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revisionist" stance in foreign relations and "class struggle" at home has been the basic premise that has enabled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continue to this very day. The market trend in the economy,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ulture, and the gradual shift in social order toward the rule of law have all benefitted from the weakening of the "enemy mentality." Even in the political arena, where progress is slowest, the weakening of the enemy mentality has led to an ever‑growing tolerance for social pluralism on the part of the regime and substantial decrease in the force of persecution of political dissidents, and the official designation of the 1989 Movement has also been changed from "turmoil and riot" to "political disturbance." The weakening of the enemy mentality has paved the way for the regime to gradually accept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rights. In [1997 and] 1998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de a commitment to sign two major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venants, signaling China's acceptance of universal human rights standards. In 2004,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amended the Constitution, writing into the Constitution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state respects and guarantees human rights," signaling that human rights have already become one of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China's rule of law. At the same time, the current regime puts forth the ideas of "putting people first" and "Crea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signaling progress in the CPC's concept of rule.
I have also been able to feel this progress on the macro level through my own personal experience since my arrest.
Although I continue to maintain that I am innocent and that the charges against me are unconstitutional, during the one plus year since I have lost my freedom, I have been locked up at two different locations and gone through four pretrial police interrogators, three prosecutors, and two judges, but in handling my case, they have not been disrespectful, overstepped time limitations, or tried to force a confession. Their manner has been moderate and reasonable; moreover, they have often shown goodwill. On June 23, I was moved from a location where I was kept under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to the Beijing Municipal Public Security Bureau's No. 1 Detention Center, known as "Beikan." During my six months at Beikan, I saw improvements in prison management.
In 1996, I spent time at the old Beikan (located at Banbuqiao). Compared to the old Beikan of more than a decade ago, the present Beikan is a huge improvement, both in terms of the "hardware" ‑ the facilities ‑ and the "software" ‑ the management. In particular, the humane management pioneered by the new Beikan, based on respect for the rights an integrity of detainees, has brought flexible management to bear on every aspect of the behavior of the correctional staff, and has found expression in the "comforting broadcasts," Repentance magazine, and music before meals, on waking and at bedtime. This style of management allows detainees to experience a sense of dignity and warmth, and stirs their consciousness in maintaining prison order and opposing the bullies among inmates. Not only has it provided a humane living environment for detainees, it has also greatly improved the environment for their litigation to take place and their state of mind. I've had close contact with correctional officer Liu Zheng, who has been in charge of me in my cell, and his respect and care for detainees could be seen in every detail of his work, permeating his every word and deed, and giving one a warm feeling. It was perhaps my good fortune to have gotten to know this sincere, honest, conscientious, and kind correctional officer during my time at Beikan.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of such convictions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that I firmly believe that China's political progress will not stop, and I, filled with optimism, look forward to the advent of a future free China. For there is no force that can put an end to the human quest for freedom, and China will in the end become.a nation ruled by law, where human rights reign supreme. I also hope that this sort of progress can be reflected in this trial as I await the impartial ruling of the
collegial bench ‑ a ruling that will withstand the test of history.
If I may be permitted to say so, the most fortunate experience of these past twenty years has been the selfless love I have received from my wife, Liu Xia. She could not be present as an observer in court today, but I still want to say to you, my dear, that I firmly believe your love for me will remain the same as it has always been. Throughout all these years that I have lived without freedom, our love was full of bitterness imposed by outside circumstances, but as I savor its aftertaste, it remains boundless. I am serving my sentence in a tangible prison, while you wait in the intangible prison of the heart. Your love is the sunlight that leaps over high walls and penetrates the iron bars of my prison window, stroking every inch of my skin, warming every cell of my body, allowing me to always keep peace, openness, and brightness in my heart, and filling every minute of my time in prison with meaning. My love for you, on the other hand, is so full of remorse and regret that it at times makes me stagger under its weight. I am an insensate stone in the wilderness, whipped by fierce wind and torrential rain, so cold that no one dares touch me. But my love is solid and sharp, capable of piercing through any obstacle. Even if I were crushed into powder, I would still use my ashes to embrace you.
My dear, with your love I can calmly face my impending trial, having no regrets about the choices I've made and optimistically awaiting tomorrow. I look forward to [the day] when my country is a land with freedom of expression, where the speech of every citizen will be treated equally well; where different values, ideas, beliefs, and political views ... can both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and peacefully coexist; where both majority and minority views will be equally guaranteed, and where the political views that differ from those currently in power, in particular, will be fully respected and protected; where all political views will spread out under the sun for people to choose from, where every citizen can state political views without fear, and where no one can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suffer political persecution for voicing divergent political views. I hope that I will be the last victim of China's endless literary inquisitions and that from now on no one will be incriminated because of speech.
Freedom of express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source of humanity, and the mother of truth. To strangle freedom of speech is to trample on human rights, stifle humanity, and suppress truth.
In order to exercise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conferred by the Constitution, one should fulfill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a Chinese citizen. There is nothing criminal in anything I have done. [But] if charges are brought against me because of this, I have no complaints.
Thank you, everyone.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書生涯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台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份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的文章與著作，經常受邀去各地演講，還應歐美國家之邀出國做訪問學者。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台，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二十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監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員警，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眾所周知，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於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迸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敵人意識”的淡化。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著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著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標誌著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
這些宏觀方面的進步，也能從我被捕以來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
儘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裏，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從監視居住處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簡稱“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時間裡，我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呆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體設施和軟體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一言一行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起床睡覺的音樂中，這種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著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政治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今天，我妻子無法到庭旁聽，但我還是要對你說，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這麼多年來，在我的無自由的生活中，我們的愛飽含著外在環境所強加的苦澀，但回味起來依然無窮。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耳蝸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著明天。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裡，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裡，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裡，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裡，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
為餞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謝謝各位！
At the award Ceremony on Friday, 10, Dec 2010, Nobel Peace Prize winner Liu Xiaobo was not present to collect his prize, but one of his writings "I Have No Enemies: My Final Statement" was read by Liv Ullman.
In the course of my life,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June 1989 was the major turning point. Up to that point, I was a member of the first class to enter university whe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s were reinstated follow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lass of ''77). From BA to MA and on to PhD, my academic career was all smooth sailing. Upon receiving my degrees, I stayed on to teach at Beijing NormalUniversity. As a teacher, I was well received by the students. At the same time, I was a public intellectual, writing articles and books that created quite a stir during the 1980s, frequently receiving invitations to give talks around the country, and going abroad as a visiting scholar upon invitation from Europe and America. What I demanded of myself was this: whether as a person or as a writer, I would lead a life of honesty, responsibility, and dignity. After that, because I had returned from the U.S. to take part in the 1989 Movement, I was thrown into prison for "the crime of counter‑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and incitement." I also lost my beloved lectern and could no longer publish essays or give talks in China. Merely for publishing different political views and taking part in a peaceful democracy movement, a teacher lost his lectern, a writer lost his right to publish, and a public intellectual lost the opportunity to give talks publicly. This is a tragedy, both for me personally and for a China that has already seen thi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When I think about it, my most dramatic experiences after June Fourth have been, surprisingly, associated with courts: My two opportunities to address the public have both been provided by trial sessions at the Beijing Municipal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once in January 1991, and again today. Although the crimes I have been charged with on the
Twenty years have passed, but the ghosts of June Fourth have not yet been laid to rest. Upon release from Qincheng Prison in 1991, I, who had been led onto the path of political dissent by the psychological chains of June Fourth, lost the right to speak publicly in my own country and could only speak through the foreign media. Because of this, I was subjected to year‑round monitoring, kept under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May 1995 to January 1996) and sent to Reeducation‑Through‑Labor (October 1996 to October 1999). And now I have been once again shoved into the dock by the enemy mentality of the regime. But I still want to say to this regime, which is depriving me of my freedom, that I stand by the convictions I expressed in my "June Second Hunger Strike Declaration" twenty years ago ‑ I have no enemies and no hatred. None of the police who monitored, arrested, and interrogated me, none of the prosecutors who indicted me, and none of the judges who judged me are my enemies. Although there is no way I can accept your monitoring, arrests, indictments, and verdicts, I respect your professions and your integrity, including those of the two prosecutors, Zhang Rongge and Pan Xueqing, who are now bringing charges against me on behalf of the prosecution. During interrogation on December 3, I could sense your respect and your good faith.
Hatred can rot away at a person's intelligence and conscience. Enemy mentality will poison the spirit of a nation, incite cruel mortal struggles, destroy a society's tolerance and humanity, and hinder a nation's progress toward freedom and democracy. That is why I hope to be able to transcend my personal experiences as i look upon our nation's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to counter the regime's hostility with utmost goodwill, and to dispel hatred with love.
Everyone knows that it w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at brought about our country's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In my view, Reform and Opening Up began with the abandonment of the "using class struggle as guiding principle" government policy of the Mao era and, in its place, a commitment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harmony. The process of abandoning the "philosophy of struggle" was also a process of gradual weakening of the enemy mentality and elimination of the psychology of hatred, and a process of squeezing out the "wolf's milk" that had seeped into human nature. It was this process that provided a relaxed climate, at home and abroad, for Reform and Opening Up, gentle and humane grounds for restoring mutual affection among people and peaceful coexistence among those with different interests and values, thereby providing encouragement in keeping with humanity for the bursting forth of creativity and the restoration of compassion among our countrymen. One could say that relinquishing the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revisionist" stance in foreign relations and "class struggle" at home has been the basic premise that has enabled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continue to this very day. The market trend in the economy,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ulture, and the gradual shift in social order toward the rule of law have all benefitted from the weakening of the "enemy mentality." Even in the political arena, where progress is slowest, the weakening of the enemy mentality has led to an ever‑growing tolerance for social pluralism on the part of the regime and substantial decrease in the force of persecution of political dissidents, and the official designation of the 1989 Movement has also been changed from "turmoil and riot" to "political disturbance." The weakening of the enemy mentality has paved the way for the regime to gradually accept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rights. In [1997 and] 1998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de a commitment to sign two major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venants, signaling China's acceptance of universal human rights standards. In 2004,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amended the Constitution, writing into the Constitution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state respects and guarantees human rights," signaling that human rights have already become one of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China's rule of law. At the same time, the current regime puts forth the ideas of "putting people first" and "Crea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signaling progress in the CPC's concept of rule.
I have also been able to feel this progress on the macro level through my own personal experience since my arrest.
Although I continue to maintain that I am innocent and that the charges against me are unconstitutional, during the one plus year since I have lost my freedom, I have been locked up at two different locations and gone through four pretrial police interrogators, three prosecutors, and two judges, but in handling my case, they have not been disrespectful, overstepped time limitations, or tried to force a confession. Their manner has been moderate and reasonable; moreover, they have often shown goodwill. On June 23, I was moved from a location where I was kept under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to the Beijing Municipal Public Security Bureau's No. 1 Detention Center, known as "Beikan." During my six months at Beikan, I saw improvements in prison management.
In 1996, I spent time at the old Beikan (located at Banbuqiao). Compared to the old Beikan of more than a decade ago, the present Beikan is a huge improvement, both in terms of the "hardware" ‑ the facilities ‑ and the "software" ‑ the management. In particular, the humane management pioneered by the new Beikan, based on respect for the rights an integrity of detainees, has brought flexible management to bear on every aspect of the behavior of the correctional staff, and has found expression in the "comforting broadcasts," Repentance magazine, and music before meals, on waking and at bedtime. This style of management allows detainees to experience a sense of dignity and warmth, and stirs their consciousness in maintaining prison order and opposing the bullies among inmates. Not only has it provided a humane living environment for detainees, it has also greatly improved the environment for their litigation to take place and their state of mind. I've had close contact with correctional officer Liu Zheng, who has been in charge of me in my cell, and his respect and care for detainees could be seen in every detail of his work, permeating his every word and deed, and giving one a warm feeling. It was perhaps my good fortune to have gotten to know this sincere, honest, conscientious, and kind correctional officer during my time at Beikan.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of such convictions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that I firmly believe that China's political progress will not stop, and I, filled with optimism, look forward to the advent of a future free China. For there is no force that can put an end to the human quest for freedom, and China will in the end become.a nation ruled by law, where human rights reign supreme. I also hope that this sort of progress can be reflected in this trial as I await the impartial ruling of the
collegial bench ‑ a ruling that will withstand the test of history.
If I may be permitted to say so, the most fortunate experience of these past twenty years has been the selfless love I have received from my wife, Liu Xia. She could not be present as an observer in court today, but I still want to say to you, my dear, that I firmly believe your love for me will remain the same as it has always been. Throughout all these years that I have lived without freedom, our love was full of bitterness imposed by outside circumstances, but as I savor its aftertaste, it remains boundless. I am serving my sentence in a tangible prison, while you wait in the intangible prison of the heart. Your love is the sunlight that leaps over high walls and penetrates the iron bars of my prison window, stroking every inch of my skin, warming every cell of my body, allowing me to always keep peace, openness, and brightness in my heart, and filling every minute of my time in prison with meaning. My love for you, on the other hand, is so full of remorse and regret that it at times makes me stagger under its weight. I am an insensate stone in the wilderness, whipped by fierce wind and torrential rain, so cold that no one dares touch me. But my love is solid and sharp, capable of piercing through any obstacle. Even if I were crushed into powder, I would still use my ashes to embrace you.
My dear, with your love I can calmly face my impending trial, having no regrets about the choices I've made and optimistically awaiting tomorrow. I look forward to [the day] when my country is a land with freedom of expression, where the speech of every citizen will be treated equally well; where different values, ideas, beliefs, and political views ... can both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and peacefully coexist; where both majority and minority views will be equally guaranteed, and where the political views that differ from those currently in power, in particular, will be fully respected and protected; where all political views will spread out under the sun for people to choose from, where every citizen can state political views without fear, and where no one can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suffer political persecution for voicing divergent political views. I hope that I will be the last victim of China's endless literary inquisitions and that from now on no one will be incriminated because of speech.
Freedom of express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source of humanity, and the mother of truth. To strangle freedom of speech is to trample on human rights, stifle humanity, and suppress truth.
In order to exercise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conferred by the Constitution, one should fulfill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a Chinese citizen. There is nothing criminal in anything I have done. [But] if charges are brought against me because of this, I have no complaints.
Thank you, everyone.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主席亞格蘭演辭全文
2010年12月10日 挪威奧斯陸
國王和皇后陛下、閣下們、女士們、先生們，
「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決定，授予劉曉波 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以表彰他為爭取和維護中國基本人權所進行的長期的、非暴力的努力。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一向的觀點是，人權與和平之間有着緊密的聯繫。人權是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在其遺囑中所提出的『各國間友愛』的先決條件。」
我剛才所讀的，是今年 10月 8日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頒獎公告的第一段。
我們深感遺憾的是，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正被隔離監禁在中國東北部的一個監獄裏，不能親自出席今天的儀式。他的妻子劉霞或其他親屬也不能前來。因此，今天我們不會頒發和平獎的獎章和證書。
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授予劉曉波這項獎是必要的、應該的。我們對他榮獲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表示衷心祝賀。
歷史上，曾經有多位和平獎得主無法親自出席頒獎儀式。事實上，最有歷史意義和最具榮譽的幾項和平獎中，就有好幾項在頒發時都發生了這樣的情況。也有很多次，雖然獲獎者得以前來，卻遭到了本國政府的強烈譴責。
1935年委員會將和平獎授予卡爾．馮．奧西茨基時，就引起了軒然大波。希特勒（希特拉）暴跳如雷，禁止任何一個德國人前來接受任何一項諾貝爾獎。挪威的哈康國王沒有出席頒獎儀式。奧西茨基也未成行，並在一年多之後去世。
安德列．薩哈羅夫 1975年得獎時，也是激起了驚濤駭浪。他也沒有能夠親自前來領獎，而是由其夫人代為出席。 1983年和平獎得主列赫．瓦文薩（華里沙）也經歷了同樣的境遇。昂山素季（昂山素姬） 1991年獲獎令緬甸政府惱怒不堪，她也沒能親臨奧斯陸領獎。
2003年，希爾琳．艾芭迪（伊巴迪）在榮獲和平獎之後來到挪威。儘管伊朗政府做出了種種消極反應，伊朗駐挪威大使卻出席了頒獎儀式。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曾向南非人士頒發過四項和平獎。所有四位得主都親臨奧斯陸。但 1960年亞伯特．盧圖利和 1984年圖圖（杜圖）主教的獲獎，都引起了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的強烈不滿，直到 1993年納爾遜．曼德拉和戴克拉克（德克勒克）榮獲和平獎，才終於博得了雷鳴般的掌聲。
頒發以上這幾項和平獎的目的，當然絕對不是為了侮辱任何人或任何國家。委員會的意圖是通過頒獎，來凸顯人權、民主與和平之間的關係。同樣重要的是，我們要提醒世人，當今世界大部份地區民眾所享有的權利，是有人不畏個人得失而奮鬥和努力的成果。
他們是為了民眾的利益而無畏奮鬥的，這就是為甚麼劉曉波值得我們的支持。
雖然本委員會的成員從來沒有與劉曉波見過面，我們卻感到很瞭解他。我們密切地關注和審視他已經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了。
劉曉波於 1955年 12月 28日出生在中國吉林省長春市。他在吉林大學獲得文學學士後，於北京師範大學獲碩士和博士學位，並留該校任教。他曾在奧斯陸大學、夏威夷大學和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擔任訪問學者。
1989 年，他回國參加正在興起的民主運動。 6月 2日，他和幾位朋友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抗議政府的戒嚴。他們發佈了由劉曉波起草的包含六點的民主宣言，反對獨裁、提倡民主。劉曉波不贊同學生與政府之間發生正面衝突，試圖用一種和平的方式，來解決雙方之間的緊張對峙局勢。早在那時，非暴力就成為他民主理念中的一個核心因素。 6月 4日，他和朋友們勸說學生撤退，以避免他們與軍隊的直接衝突。他沒有能夠完全扭轉局勢。很多人喪失了生命，大多數是在天安門廣場之外。
劉曉波告訴自己的妻子，要把今年的和平獎獻給「六四亡靈」。我們完全遵從他的意願。
劉曉波曾經說：「非暴力反抗的偉大之處在於，當人類必須面對被強加的暴政及其苦難時，居然是受害者用愛面對恨，以寬容面對偏見，以謙卑面對傲慢，以尊嚴面對羞辱，以理性面對狂暴。」
天安門事件成了劉曉波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
1996 年，劉曉波以「造謠、誹謗」為由被勞動教養三年。他在 2003年到 2007年間擔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書寫了將近 800篇文章，其中 499篇寫於 2005年之後。他是《零八憲章》的起草人之一，而《零八憲章》是在 2008年 12月 10日發表的。正如憲章的引言所述， 2008年是「中國立憲百年，《世界人權宣言》公佈 60周年，「民主牆」誕生 30周年，中國政府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10周年」。《零八憲章》呼籲保護基本人權，發表後已經有幾千名國內外人士先後在上面簽名。
2009年 12月 25日，劉曉波因判決書中所稱的「煽動他人推翻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而構成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獲刑 11年，被剝奪政治權利兩年。劉曉波自始至終都堅稱，這項判決既違反了中國憲法，也與基本人權的原則相悖。
在中國有不少持政治異見者，他們對很多問題持有與政府不同的觀點。劉曉波所獲的嚴刑，使他不再僅僅是人權運動的一個重要代言人，幾乎一夜之間，他就成了中國人權運動的民族和國際象徵。
國王和皇后陛下、女士們、先生們，
在冷戰期間，人們對和平與人權之間的關係一直是眾說紛紜、爭執不休。冷戰結束後，和平研究者和政治學家們卻幾乎無一例外地強調了這種關係的緊密。這可能是至今為止他們所做出的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發現之一。民主政權會向獨裁政權宣戰，並且確實發動過殖民戰爭，但歷史上恐怕找不出任何的一個民主政權向另一個民主政權發起戰爭的實例。
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在其遺囑中所提出的更深層的「各國間兄弟般的友情」，即真正實現和平的先決條件，在沒有人權和民主的前提下是無法建立的。
世界歷史上，幾乎沒有任何其他大國，曾經像中國那樣，在如此長一段時間內取得了如此迅猛的發展。從 1978年起，中國連年保持着 10%甚至更高的增長速度。幾年前，中國的生產總值超過了德國，今年又超過了日本。由此，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躍居世界第二。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仍然比中國高出三倍，但中國在繼續前進，而美國卻面臨着重重困難。
經濟發展的成果使幾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在促進減少世界貧困人口的努力中，中國的重要貢獻不可磨滅。
從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有着 13億人口的中國肩負着人權的命運。如果中國能夠建立起一種徹底保障公民權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將會對世界產生深遠的積極影響。否則，就可能面臨社會和經濟危機四起的險惡局勢，從而產生危及整個世界的消極後果。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要繼續保持快速的經濟增長，就需要有研究自由、思想自由和辯論自由作為前提條件。此外，沒有言論自由，腐敗、官權驕縱和惡治就會滋長蔓延。任何一種官權體制都必須要通過民主監督、自由的媒體和公民的批評權來加以制衡。
在不同程度上實施獨裁體制的國家，可以在較長階段保持高速的經濟增長，但世界上幾乎所有最富庶的國家都是民主國家這一事實並非偶然。民主能夠調動更多的人力和技術資源。
在國際社會中的新地位，也意味着中國必須承擔更大的責任。中國必須做好準備接受批評，並將此視為一種積極的輸入，一種改進的機遇。所有權力大國和掌控大權者都必須抱有這樣的態度。我們對美國在各個時代的角色都持有自己的看法。友邦和盟國都曾經因為越南戰爭和黑人無法充份享有公民權利而批評過美國。 1964年馬丁．路德．金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很多美國人對此都頗有貶詞。但事後看來，正是由於非裔美國人群獲得了應有的公民權利，美國才變得更為強大。
很多人可能會問，今日中國處處顯示出強大的實力，那麼，一個公民因為對國家治理表達了自己的觀點而被監禁 11年，這是否恰恰顯示出了中國的弱點所在。
這種弱點在劉曉波一案判決書中暴露無遺。判決書中強調說，影響尤其惡劣的是，他在互聯網上發佈自己的文章。但是，畏懼技術進步的人，最該畏懼的其實就是未來。資訊技術不會消亡，它只會進一步地開放社會。正如俄羅斯總統德米特裏．梅德韋傑夫在對杜馬的演講裏所說的那樣，「新的信息技術給了我們與世界相聯繫的可能。即使統治階級對此抱敵視態度，世界和社會也會變得越來越開放。」
梅德韋傑夫在說這席話時，針對的無疑是前蘇聯。強迫和管制民意，阻礙了這個國家參與上世紀七十和八十年代的技術革命。整個專制體系最終崩潰。如果能夠在早期就與安德烈．薩克羅夫這樣的人士開展對話，前蘇聯肯定會受益匪淺。
國王和皇后陛下、女士們、先生們，
今天，一個民族國家或民族國家中的多數人群體都不具有無限的權力。人權約束了民族國家及其多數人群體的行為。這項原則必須適用於所有加入了《世界人權宣言》的聯合國的成員國。中國簽署甚至批准了聯合國和國際勞工組織的多項主要國際人權公約。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還接受了 WTO的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
中國的憲法保障最基本的人權。《中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條的第一句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
劉曉波正是踐行了他的公民權利。他的所做所為無錯、無罪，因此他必須獲得釋放！
近 100到 150年以來，人權與民主在世界上的地位日益鞏固，和平也隨之而來。對此，歐洲的近代史就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佐證，因為歐洲曾經歷過多次戰爭的蹂躪，歐洲的殖民政府也曾經頻頻挑起過世界各地的戰爭。而今天，歐洲基本上可以稱為是「和平」之洲。二戰後非殖民化的進程，使一系列國家，首先是在亞洲，然後是在非洲，獲得了自治和尊重基本人權的可能性。以印度為首的很多國家掌控住了這個機遇。最近十年以來，我們還目睹了拉丁美洲、中歐和東歐民主化進程的推進。很多穆斯林國家，例如土耳其、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也在向着同樣的方向發展。很多其他國家也即將改變其政治體系封閉的現狀。
中國的人權活動家們所捍衞的是國際秩序和國際社會的主流。如此看來，他們不是甚麼異見分子，他們所代表的是今日世界的主要潮流。
劉曉波否認對中國共產黨的批評等同於對中國和中華民族的侮辱。他堅稱，共產黨「即便是執政黨，也不能等同於國家，更不能等同於民族及其文化。」中國的變革需要時間，漫長的時間，政治改革將會也應當以像劉曉波所描述的「漸進、和平、有序、可控」的方式進行。中國在歷史上做過太多次革命和改良的嘗試，結果造成的卻是混亂。但正如劉曉波所寫的：「社會已經發生了走向多元化的巨大變化，官權已經無法完全操控整個社會」。因此，他說：「無論政權及其制度的力量有多麼強大，每個個體也要……力爭過一種有尊嚴的誠實生活。」
中國政府對本年度和平獎頒獎結果的反應是，這是對中國的侮辱，還對劉曉波做出了極其消極的評價。
歷史上有過政治領袖試圖借助民族自豪感醜化持政治異見人士的諸多例子。這些異見分子轉身便成了外國間諜。有時，這種指控還打着民主和自由的旗號，但後果幾乎無一例外是可悲的。
這種非此即彼的推理方式，還在反恐怖主義鬥爭的言辭中有着異曲同工的體現：「你要麼是我的朋友，不然就是我的敵人。」酷刑和未經審判的監禁等非民主手段，也以自由的名義被加以濫用。這樣的說法和做法就更加劇了世界的兩極分化，並削弱了反恐鬥爭。
雖然面臨着多年的囹圄生活，劉曉波仍然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在 2009年 12月 23日法庭上所做的最後陳述中，他說：「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
艾薩克．牛頓曾經說過：「如果說我能看得更遠一些，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當我們在今天能夠看得更遠一些，那是因為我們站在了古往今來的眾多先人的肩膀上，是他們無私無畏地堅持着自己的信仰，從而為我們爭得了自由。
因此，在當今社會不少人忙於數點鈔票，很多國家只顧及眼前的本國民族利益或對劉曉波的倡議和努力置若罔聞時，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再一次決定，通過和平獎的頒發，來支援為全人類利益而奮鬥的人們。
我們向劉曉波榮獲 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表示由衷的祝賀。他的觀點最終會使中國變得更為強大。我們祝福他、祝福中國未來一切順利。
Your Majesties, Excellenc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decided to award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10 to Liu Xiaobo for his long and non-violent struggle for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in China.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long believed that there is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human rights and peace. Such rights are a prerequisite for the "fraternity between nations" of which Alfred Nobel wrote in his will."This was the first paragraph of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s announcement on the 8th of October of the award of this year's Peace Prize.
We regret that the Laureate is not present here today. He is in isolation in a prison in north-east China. Nor can the Laureate's wife Liu Xia or his closest relatives be here with us. No medal or diploma will therefore be presented here today.
This fact alone shows that the award was necessary and appropriate. We congratulate Liu Xiaobo on this year's Peace Prize.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previous occasions when the Laureate has been prevented from attending. This has in fact been the case with several awards which have proved in the light of history to have been most significant and honourable. Even when the Laureate has come, he or she has several times been severely condemned by the authorities of his or her own country.
There was a great deal of trouble in 1935, when the Committee gave the award to Carl von Ossietzky. Hitler was furious, and prohibited all Germans from accepting any Nobel Prize. King Haakon did not attend the ceremony. Ossietzky did not come to Oslo, and died a little over a year later. There was considerable outrage in Moscow when Andrej Sakharov received his Prize in 1975. He, too, was prevented from receiving the award in person. He sent his wife. The same thing happened to Lech Walesa in 1983. The Burmese authorities were furious when Aung San Suu Kyi received the Peace Prize in 1991. Once again, the Laureate could not come to Oslo.
In 2003, Shirin Ebadi receiv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She came. Much could be said of the reaction of the Iranian authorities, but the Iranian Ambassador did in fact attend the ceremony.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given four Prizes to South Africa. All the Laureates came to Oslo, but the awards to Albert Lutuli in 1960 and to Desmond Tutu in 1984 provoked great outrage in the apartheid regime in South Africa, before the applause broke out thanks to the awards to Nelson Mandela and F.W. de Klerk in 1993.
The point of these awards has of course never been to offend anyone. The Nobel Committee's intention has been to say someth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rights, democracy and peace. And it has been important to remind the world that the rights so widely enjoyed today were fought for and won by persons who took great risks.
They did so for others. That is why Liu Xiaobo deserves our support. Although none of the Committee's members have ever met Liu, we feel that we know him. We have studied him closely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Liu was born on the 28th of December 1955 in Changchun in China's Jilin province. He took a Bachelor's degree in literature at Jilin University, and a Master's degree and a PhD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where he also taught. Stays abroad included visits to Oslo, Hawaii,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In 1989 he returned home to take part in the dawning democracy movement. On the 2nd of June he and some friends started a hunger strike on Tiananmen Square to protest against thestate of emergency that had been declared. They issued a six-point democratic manifesto,written by Liu, opposing dictatorship and in favour of democracy. Liu was opposed to anyphysical struggle against the authorities on the part of the students; he tried to find a peacefulsolution to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students and the government. Non-violence was alreadyfiguring prominently in his message. On the 4th of June he and his friends tried to prevent aclash between the army and the students. He was only partially successful. Many lives were lost, most of them outside Tiananmen Square.Liu has told his wife that he would like this year's Peace Prize to be dedicated to "the lost souls from the 4th of June." It is a pleasure for us to fulfil his wish.Liu has said that "The greatness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is that even as man is faced with forceful tyranny and the resulting suffering, the victim responds to hate with love, to prejudice with tolerance, to arrogance with humility, to humiliation with dignity, and to violence with reason."
Tiananmen became a turning-point in Liu's life.
In 1996, Liu was sentenced to three years in a labour camp for "rumour-mongering and slander." He was president of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PEN-centre from 2003 to 2007. Liu has written nearly 800 essays, 499 of them since 2005. He was one of the chief architects behind Charter 08, which was made known on the 10th of December 2008, which was, in the words of the document's Preambl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one 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first Constitution,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the Democracy Wall, and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signa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Charter 08 defends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nd has in due course been signed by several thousand persons both in China itself and abroad.
On the 25th of December 2009, Liu was sentenced to 11 years' imprisonment and two years' loss of political rights for, in the words of the sentence, "incitement to the overthrow of the state power and socialist system and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Liu has consistently claimed that the sentence violates both China's own constitution and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There are many dissidents in China, and their opinions differ on many points. The severe punishment imposed on Liu made him more than a central spokesman for human rights. Practically overnight, he became the very symbol, both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ly, of the struggle for such rights in China.
Your Majest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peace and human rights were disputed.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however, peace researchers and political scientists have almost without exception underlined how close those connections are. This is, allegedly, one of the most "robust" findings they have arrived at. Democracies may go to war against dictatorships, and have certainly waged colonial wars, but there is, apparently, not a single example of a democracy having gone to war against another democracy.
The deeper "fraternity between nations" which Alfred Nobel mentions in his will, and which is a prerequisite for real peace, can hardly be created without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There are scarcely any examples in world history of a great power achieving such rapid growth over such a long period of time as China. Since 1978, year by year, decade after decade, the country's growth rate has stood at 10 percent or more. A few years ago the country's output was greater than Germany's; this year it exceeded Japan's. China has thus achieved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gross national product. The USA's national product is still three times greater than China's, but while China is continuing its advance, the USA is in serious difficulties.
Economic success has lifted several hundred million Chinese out of poverty. For the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poor people in the world, China must be given the main credit.
We can to a certain degree say that China with its 1.3 billion people is carrying mankind's fate on its shoulders. If the country proves capable of developing a social market economy with full civil rights, this will have a huge favourable impact on the world. If not, there is a danger of social and economic crises arising in the country, with negative consequences for us all.
Historical experience gives us reason to believe that continuing rapid economic growth presupposes opportunities for free research, thinking and debate. And moreover: without freedom of expression, corruption, the abuse of power, and misrule will develop. Every power system must be counterbalanced by popularly elected control, free media, and the right of individual citizens to criticise. More or less authoritarian states may have long periods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but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nearly all the rich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democratic. Democracy mobilises new human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China's new status entails increased responsibility. China must be prepared for criticism and regard it as positive – as an opportunity for improvement. This must be the case wherever there is great power. We have all formed opinions on the role of the USA through the years. Friends and allies criticised the country both for the Vietnam War and for the lack of civil rights for the coloured people. Many Americans were opposed to the award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to Martin Luther King in 1964. Looking back, we can see that the USA grew stronger when the African-American people obtained their rights.
Many will ask whether China's weakness – for all the strength the country is currently showing – is not manifested in the need to imprison a man for eleven years merely for expressing his opinions on how his country should be governed.
This weakness finds clear expression in the sentence on Liu, where it is underlined as especially serious that he spread his opinions on the Internet. But those who fear
technological advances have every reason to fear the futur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not be abolished. It will continue to open societies. As Russia's President Dmitrij Medvedev put it in an address to the Duma: "Th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ives us an opportunity to become connected with the world. The world and society are growing more open even if the ruling class does not like it."
No doubt Medvedev had the fat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mind. Compulsory uniformity and control of thought prevented the country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hich took place in the 1970s and 80s. The system broke down. The country would have stood to gain a great deal more from entering into a dialogue at an early stage with people like Andrej Sakharov.
Your Majest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Today neither the nation-state nor a majority within the nation-state has unlimited authority. Human rights limit what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majority in a nation-state can do. This must apply to all states that are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ho have acceded to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China has signed and even ratified several of the UN's and the ILO's major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on human rights. It is interesting that
China has accepted the supranational conflict-resolving mechanism of the WTO. China's own constitution upholds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rticle 35 of the country's constitution thus lays down that "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njoy freedom of speech, of the press, of assembly, of association, of procession and of demonstration." Article 41 begins by stating that citizens "…have the right to criticise and make suggestions regarding any state organ or functionary."
Liu has exercised his civil rights. He has done nothing wrong. He must therefore be released!
In the past 100 to 150 years,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have gained an ever-stronger position in the world. And with them, peace. This can be clearly seen in Europe, where so many wars were fought, and whose colonial powers started so many wars around the world.
Europe today is on the whole a continent of "peace". Decolonizatio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gave a number of countries, first in Asia and then in Africa, the chance to govern themselves with respect for basic human rights. With India in the lead, many of them seized the opportunity. Over the latest decades, we have seen how democracy has consolidated its posi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Many countries in the Muslim part of the world are treading the same path: Turkey, Indonesia, Malaysia. Several other countries are in the process of opening up their political systems. Th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in China are defend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main trends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Viewed in that light, they are thus not dissidents, bu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ain lines of development in today's world.
Liu denies that criticis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same as offending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 He argues that "Even if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ruling party, it cannot be equated with the country, let alone with the nation and its culture." Changes in China can take time, a very long time: political reforms should, as Liu says, " be gradual, peaceful, orderly and controlled." China has had enough of attempts at revolutionary change. They only lead to chaos. But as Liu also writes, "An enormous transformation towards pluralism in society has already taken place, and official authority is no longer able to fully control the whole society."
However strong the power of the regime may appear to be, every single individual must do his best to live, in his words, "an honest life with dignity."
The answer from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s to claim that this year's Peace Prize humiliates China, and to give very derogatory descriptions of Liu.
History shows many examples of political leaders playing on nationalist feelings and attempting to demonize holders of contrary opinions. They soon become foreign agents. This has sometimes happened 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but almost always with a tragic outcome.
We recognise this in the rhetoric of the struggle against terrorism: "You are either for me or against me." Such undemocratic methods as torture and imprisonment without sentence have been used in the name of freedom. This has led to more polarisation of the world and harmed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Liu Xiaobo is an optimist, despite his many years in prison. In his closing appeal to the court on the 23rd of December 2009, he said: "I, filled with optimism, look forward to the advent of a future free China. For there is no force that can put an end to the human quest for freedom, and China will in the end become a nation ruled by law, where human rights reign supreme."
Isaac Newton once said, "If I have seen further, it is by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When we are able to look ahead today, it is because we are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the many men and women who over the years – often at great risk – have stood up for what they believed in and thus made our freedom possible.
Therefore: while others at this time are counting their money, focussing exclusively on their short-term national interests, or remaining indifferent,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once again chosen to support those who fight – for us all.
We congratulate Liu Xiaobo on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10. His views will in the long run strengthen China. We extend to him and to China our very best wishes for the years ahead.
國王和皇后陛下、閣下們、女士們、先生們，
「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決定，授予劉曉波 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以表彰他為爭取和維護中國基本人權所進行的長期的、非暴力的努力。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一向的觀點是，人權與和平之間有着緊密的聯繫。人權是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在其遺囑中所提出的『各國間友愛』的先決條件。」
我剛才所讀的，是今年 10月 8日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頒獎公告的第一段。
我們深感遺憾的是，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正被隔離監禁在中國東北部的一個監獄裏，不能親自出席今天的儀式。他的妻子劉霞或其他親屬也不能前來。因此，今天我們不會頒發和平獎的獎章和證書。
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授予劉曉波這項獎是必要的、應該的。我們對他榮獲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表示衷心祝賀。
歷史上，曾經有多位和平獎得主無法親自出席頒獎儀式。事實上，最有歷史意義和最具榮譽的幾項和平獎中，就有好幾項在頒發時都發生了這樣的情況。也有很多次，雖然獲獎者得以前來，卻遭到了本國政府的強烈譴責。
1935年委員會將和平獎授予卡爾．馮．奧西茨基時，就引起了軒然大波。希特勒（希特拉）暴跳如雷，禁止任何一個德國人前來接受任何一項諾貝爾獎。挪威的哈康國王沒有出席頒獎儀式。奧西茨基也未成行，並在一年多之後去世。
安德列．薩哈羅夫 1975年得獎時，也是激起了驚濤駭浪。他也沒有能夠親自前來領獎，而是由其夫人代為出席。 1983年和平獎得主列赫．瓦文薩（華里沙）也經歷了同樣的境遇。昂山素季（昂山素姬） 1991年獲獎令緬甸政府惱怒不堪，她也沒能親臨奧斯陸領獎。
2003年，希爾琳．艾芭迪（伊巴迪）在榮獲和平獎之後來到挪威。儘管伊朗政府做出了種種消極反應，伊朗駐挪威大使卻出席了頒獎儀式。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曾向南非人士頒發過四項和平獎。所有四位得主都親臨奧斯陸。但 1960年亞伯特．盧圖利和 1984年圖圖（杜圖）主教的獲獎，都引起了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的強烈不滿，直到 1993年納爾遜．曼德拉和戴克拉克（德克勒克）榮獲和平獎，才終於博得了雷鳴般的掌聲。
頒發以上這幾項和平獎的目的，當然絕對不是為了侮辱任何人或任何國家。委員會的意圖是通過頒獎，來凸顯人權、民主與和平之間的關係。同樣重要的是，我們要提醒世人，當今世界大部份地區民眾所享有的權利，是有人不畏個人得失而奮鬥和努力的成果。
他們是為了民眾的利益而無畏奮鬥的，這就是為甚麼劉曉波值得我們的支持。
雖然本委員會的成員從來沒有與劉曉波見過面，我們卻感到很瞭解他。我們密切地關注和審視他已經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了。
劉曉波於 1955年 12月 28日出生在中國吉林省長春市。他在吉林大學獲得文學學士後，於北京師範大學獲碩士和博士學位，並留該校任教。他曾在奧斯陸大學、夏威夷大學和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擔任訪問學者。
1989 年，他回國參加正在興起的民主運動。 6月 2日，他和幾位朋友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抗議政府的戒嚴。他們發佈了由劉曉波起草的包含六點的民主宣言，反對獨裁、提倡民主。劉曉波不贊同學生與政府之間發生正面衝突，試圖用一種和平的方式，來解決雙方之間的緊張對峙局勢。早在那時，非暴力就成為他民主理念中的一個核心因素。 6月 4日，他和朋友們勸說學生撤退，以避免他們與軍隊的直接衝突。他沒有能夠完全扭轉局勢。很多人喪失了生命，大多數是在天安門廣場之外。
劉曉波告訴自己的妻子，要把今年的和平獎獻給「六四亡靈」。我們完全遵從他的意願。
劉曉波曾經說：「非暴力反抗的偉大之處在於，當人類必須面對被強加的暴政及其苦難時，居然是受害者用愛面對恨，以寬容面對偏見，以謙卑面對傲慢，以尊嚴面對羞辱，以理性面對狂暴。」
天安門事件成了劉曉波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
1996 年，劉曉波以「造謠、誹謗」為由被勞動教養三年。他在 2003年到 2007年間擔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書寫了將近 800篇文章，其中 499篇寫於 2005年之後。他是《零八憲章》的起草人之一，而《零八憲章》是在 2008年 12月 10日發表的。正如憲章的引言所述， 2008年是「中國立憲百年，《世界人權宣言》公佈 60周年，「民主牆」誕生 30周年，中國政府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10周年」。《零八憲章》呼籲保護基本人權，發表後已經有幾千名國內外人士先後在上面簽名。
2009年 12月 25日，劉曉波因判決書中所稱的「煽動他人推翻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而構成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獲刑 11年，被剝奪政治權利兩年。劉曉波自始至終都堅稱，這項判決既違反了中國憲法，也與基本人權的原則相悖。
在中國有不少持政治異見者，他們對很多問題持有與政府不同的觀點。劉曉波所獲的嚴刑，使他不再僅僅是人權運動的一個重要代言人，幾乎一夜之間，他就成了中國人權運動的民族和國際象徵。
國王和皇后陛下、女士們、先生們，
在冷戰期間，人們對和平與人權之間的關係一直是眾說紛紜、爭執不休。冷戰結束後，和平研究者和政治學家們卻幾乎無一例外地強調了這種關係的緊密。這可能是至今為止他們所做出的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發現之一。民主政權會向獨裁政權宣戰，並且確實發動過殖民戰爭，但歷史上恐怕找不出任何的一個民主政權向另一個民主政權發起戰爭的實例。
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在其遺囑中所提出的更深層的「各國間兄弟般的友情」，即真正實現和平的先決條件，在沒有人權和民主的前提下是無法建立的。
世界歷史上，幾乎沒有任何其他大國，曾經像中國那樣，在如此長一段時間內取得了如此迅猛的發展。從 1978年起，中國連年保持着 10%甚至更高的增長速度。幾年前，中國的生產總值超過了德國，今年又超過了日本。由此，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躍居世界第二。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仍然比中國高出三倍，但中國在繼續前進，而美國卻面臨着重重困難。
經濟發展的成果使幾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在促進減少世界貧困人口的努力中，中國的重要貢獻不可磨滅。
從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有着 13億人口的中國肩負着人權的命運。如果中國能夠建立起一種徹底保障公民權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將會對世界產生深遠的積極影響。否則，就可能面臨社會和經濟危機四起的險惡局勢，從而產生危及整個世界的消極後果。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要繼續保持快速的經濟增長，就需要有研究自由、思想自由和辯論自由作為前提條件。此外，沒有言論自由，腐敗、官權驕縱和惡治就會滋長蔓延。任何一種官權體制都必須要通過民主監督、自由的媒體和公民的批評權來加以制衡。
在不同程度上實施獨裁體制的國家，可以在較長階段保持高速的經濟增長，但世界上幾乎所有最富庶的國家都是民主國家這一事實並非偶然。民主能夠調動更多的人力和技術資源。
在國際社會中的新地位，也意味着中國必須承擔更大的責任。中國必須做好準備接受批評，並將此視為一種積極的輸入，一種改進的機遇。所有權力大國和掌控大權者都必須抱有這樣的態度。我們對美國在各個時代的角色都持有自己的看法。友邦和盟國都曾經因為越南戰爭和黑人無法充份享有公民權利而批評過美國。 1964年馬丁．路德．金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很多美國人對此都頗有貶詞。但事後看來，正是由於非裔美國人群獲得了應有的公民權利，美國才變得更為強大。
很多人可能會問，今日中國處處顯示出強大的實力，那麼，一個公民因為對國家治理表達了自己的觀點而被監禁 11年，這是否恰恰顯示出了中國的弱點所在。
這種弱點在劉曉波一案判決書中暴露無遺。判決書中強調說，影響尤其惡劣的是，他在互聯網上發佈自己的文章。但是，畏懼技術進步的人，最該畏懼的其實就是未來。資訊技術不會消亡，它只會進一步地開放社會。正如俄羅斯總統德米特裏．梅德韋傑夫在對杜馬的演講裏所說的那樣，「新的信息技術給了我們與世界相聯繫的可能。即使統治階級對此抱敵視態度，世界和社會也會變得越來越開放。」
梅德韋傑夫在說這席話時，針對的無疑是前蘇聯。強迫和管制民意，阻礙了這個國家參與上世紀七十和八十年代的技術革命。整個專制體系最終崩潰。如果能夠在早期就與安德烈．薩克羅夫這樣的人士開展對話，前蘇聯肯定會受益匪淺。
國王和皇后陛下、女士們、先生們，
今天，一個民族國家或民族國家中的多數人群體都不具有無限的權力。人權約束了民族國家及其多數人群體的行為。這項原則必須適用於所有加入了《世界人權宣言》的聯合國的成員國。中國簽署甚至批准了聯合國和國際勞工組織的多項主要國際人權公約。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還接受了 WTO的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
中國的憲法保障最基本的人權。《中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條的第一句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
劉曉波正是踐行了他的公民權利。他的所做所為無錯、無罪，因此他必須獲得釋放！
近 100到 150年以來，人權與民主在世界上的地位日益鞏固，和平也隨之而來。對此，歐洲的近代史就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佐證，因為歐洲曾經歷過多次戰爭的蹂躪，歐洲的殖民政府也曾經頻頻挑起過世界各地的戰爭。而今天，歐洲基本上可以稱為是「和平」之洲。二戰後非殖民化的進程，使一系列國家，首先是在亞洲，然後是在非洲，獲得了自治和尊重基本人權的可能性。以印度為首的很多國家掌控住了這個機遇。最近十年以來，我們還目睹了拉丁美洲、中歐和東歐民主化進程的推進。很多穆斯林國家，例如土耳其、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也在向着同樣的方向發展。很多其他國家也即將改變其政治體系封閉的現狀。
中國的人權活動家們所捍衞的是國際秩序和國際社會的主流。如此看來，他們不是甚麼異見分子，他們所代表的是今日世界的主要潮流。
劉曉波否認對中國共產黨的批評等同於對中國和中華民族的侮辱。他堅稱，共產黨「即便是執政黨，也不能等同於國家，更不能等同於民族及其文化。」中國的變革需要時間，漫長的時間，政治改革將會也應當以像劉曉波所描述的「漸進、和平、有序、可控」的方式進行。中國在歷史上做過太多次革命和改良的嘗試，結果造成的卻是混亂。但正如劉曉波所寫的：「社會已經發生了走向多元化的巨大變化，官權已經無法完全操控整個社會」。因此，他說：「無論政權及其制度的力量有多麼強大，每個個體也要……力爭過一種有尊嚴的誠實生活。」
中國政府對本年度和平獎頒獎結果的反應是，這是對中國的侮辱，還對劉曉波做出了極其消極的評價。
歷史上有過政治領袖試圖借助民族自豪感醜化持政治異見人士的諸多例子。這些異見分子轉身便成了外國間諜。有時，這種指控還打着民主和自由的旗號，但後果幾乎無一例外是可悲的。
這種非此即彼的推理方式，還在反恐怖主義鬥爭的言辭中有着異曲同工的體現：「你要麼是我的朋友，不然就是我的敵人。」酷刑和未經審判的監禁等非民主手段，也以自由的名義被加以濫用。這樣的說法和做法就更加劇了世界的兩極分化，並削弱了反恐鬥爭。
雖然面臨着多年的囹圄生活，劉曉波仍然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在 2009年 12月 23日法庭上所做的最後陳述中，他說：「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
艾薩克．牛頓曾經說過：「如果說我能看得更遠一些，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當我們在今天能夠看得更遠一些，那是因為我們站在了古往今來的眾多先人的肩膀上，是他們無私無畏地堅持着自己的信仰，從而為我們爭得了自由。
因此，在當今社會不少人忙於數點鈔票，很多國家只顧及眼前的本國民族利益或對劉曉波的倡議和努力置若罔聞時，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再一次決定，通過和平獎的頒發，來支援為全人類利益而奮鬥的人們。
我們向劉曉波榮獲 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表示由衷的祝賀。他的觀點最終會使中國變得更為強大。我們祝福他、祝福中國未來一切順利。
Your Majesties, Excellenc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decided to award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10 to Liu Xiaobo for his long and non-violent struggle for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in China.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long believed that there is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human rights and peace. Such rights are a prerequisite for the "fraternity between nations" of which Alfred Nobel wrote in his will."This was the first paragraph of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s announcement on the 8th of October of the award of this year's Peace Prize.
We regret that the Laureate is not present here today. He is in isolation in a prison in north-east China. Nor can the Laureate's wife Liu Xia or his closest relatives be here with us. No medal or diploma will therefore be presented here today.
This fact alone shows that the award was necessary and appropriate. We congratulate Liu Xiaobo on this year's Peace Prize.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previous occasions when the Laureate has been prevented from attending. This has in fact been the case with several awards which have proved in the light of history to have been most significant and honourable. Even when the Laureate has come, he or she has several times been severely condemned by the authorities of his or her own country.
There was a great deal of trouble in 1935, when the Committee gave the award to Carl von Ossietzky. Hitler was furious, and prohibited all Germans from accepting any Nobel Prize. King Haakon did not attend the ceremony. Ossietzky did not come to Oslo, and died a little over a year later. There was considerable outrage in Moscow when Andrej Sakharov received his Prize in 1975. He, too, was prevented from receiving the award in person. He sent his wife. The same thing happened to Lech Walesa in 1983. The Burmese authorities were furious when Aung San Suu Kyi received the Peace Prize in 1991. Once again, the Laureate could not come to Oslo.
In 2003, Shirin Ebadi receiv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She came. Much could be said of the reaction of the Iranian authorities, but the Iranian Ambassador did in fact attend the ceremony.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given four Prizes to South Africa. All the Laureates came to Oslo, but the awards to Albert Lutuli in 1960 and to Desmond Tutu in 1984 provoked great outrage in the apartheid regime in South Africa, before the applause broke out thanks to the awards to Nelson Mandela and F.W. de Klerk in 1993.
The point of these awards has of course never been to offend anyone. The Nobel Committee's intention has been to say someth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rights, democracy and peace. And it has been important to remind the world that the rights so widely enjoyed today were fought for and won by persons who took great risks.
They did so for others. That is why Liu Xiaobo deserves our support. Although none of the Committee's members have ever met Liu, we feel that we know him. We have studied him closely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Liu was born on the 28th of December 1955 in Changchun in China's Jilin province. He took a Bachelor's degree in literature at Jilin University, and a Master's degree and a PhD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where he also taught. Stays abroad included visits to Oslo, Hawaii,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In 1989 he returned home to take part in the dawning democracy movement. On the 2nd of June he and some friends started a hunger strike on Tiananmen Square to protest against thestate of emergency that had been declared. They issued a six-point democratic manifesto,written by Liu, opposing dictatorship and in favour of democracy. Liu was opposed to anyphysical struggle against the authorities on the part of the students; he tried to find a peacefulsolution to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students and the government. Non-violence was alreadyfiguring prominently in his message. On the 4th of June he and his friends tried to prevent aclash between the army and the students. He was only partially successful. Many lives were lost, most of them outside Tiananmen Square.Liu has told his wife that he would like this year's Peace Prize to be dedicated to "the lost souls from the 4th of June." It is a pleasure for us to fulfil his wish.Liu has said that "The greatness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is that even as man is faced with forceful tyranny and the resulting suffering, the victim responds to hate with love, to prejudice with tolerance, to arrogance with humility, to humiliation with dignity, and to violence with reason."
Tiananmen became a turning-point in Liu's life.
In 1996, Liu was sentenced to three years in a labour camp for "rumour-mongering and slander." He was president of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PEN-centre from 2003 to 2007. Liu has written nearly 800 essays, 499 of them since 2005. He was one of the chief architects behind Charter 08, which was made known on the 10th of December 2008, which was, in the words of the document's Preambl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one 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first Constitution,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the Democracy Wall, and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signa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Charter 08 defends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nd has in due course been signed by several thousand persons both in China itself and abroad.
On the 25th of December 2009, Liu was sentenced to 11 years' imprisonment and two years' loss of political rights for, in the words of the sentence, "incitement to the overthrow of the state power and socialist system and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Liu has consistently claimed that the sentence violates both China's own constitution and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There are many dissidents in China, and their opinions differ on many points. The severe punishment imposed on Liu made him more than a central spokesman for human rights. Practically overnight, he became the very symbol, both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ly, of the struggle for such rights in China.
Your Majest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peace and human rights were disputed.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however, peace researchers and political scientists have almost without exception underlined how close those connections are. This is, allegedly, one of the most "robust" findings they have arrived at. Democracies may go to war against dictatorships, and have certainly waged colonial wars, but there is, apparently, not a single example of a democracy having gone to war against another democracy.
The deeper "fraternity between nations" which Alfred Nobel mentions in his will, and which is a prerequisite for real peace, can hardly be created without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There are scarcely any examples in world history of a great power achieving such rapid growth over such a long period of time as China. Since 1978, year by year, decade after decade, the country's growth rate has stood at 10 percent or more. A few years ago the country's output was greater than Germany's; this year it exceeded Japan's. China has thus achieved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gross national product. The USA's national product is still three times greater than China's, but while China is continuing its advance, the USA is in serious difficulties.
Economic success has lifted several hundred million Chinese out of poverty. For the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poor people in the world, China must be given the main credit.
We can to a certain degree say that China with its 1.3 billion people is carrying mankind's fate on its shoulders. If the country proves capable of developing a social market economy with full civil rights, this will have a huge favourable impact on the world. If not, there is a danger of social and economic crises arising in the country, with negative consequences for us all.
Historical experience gives us reason to believe that continuing rapid economic growth presupposes opportunities for free research, thinking and debate. And moreover: without freedom of expression, corruption, the abuse of power, and misrule will develop. Every power system must be counterbalanced by popularly elected control, free media, and the right of individual citizens to criticise. More or less authoritarian states may have long periods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but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nearly all the rich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democratic. Democracy mobilises new human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China's new status entails increased responsibility. China must be prepared for criticism and regard it as positive – as an opportunity for improvement. This must be the case wherever there is great power. We have all formed opinions on the role of the USA through the years. Friends and allies criticised the country both for the Vietnam War and for the lack of civil rights for the coloured people. Many Americans were opposed to the award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to Martin Luther King in 1964. Looking back, we can see that the USA grew stronger when the African-American people obtained their rights.
Many will ask whether China's weakness – for all the strength the country is currently showing – is not manifested in the need to imprison a man for eleven years merely for expressing his opinions on how his country should be governed.
This weakness finds clear expression in the sentence on Liu, where it is underlined as especially serious that he spread his opinions on the Internet. But those who fear
technological advances have every reason to fear the futur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not be abolished. It will continue to open societies. As Russia's President Dmitrij Medvedev put it in an address to the Duma: "Th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ives us an opportunity to become connected with the world. The world and society are growing more open even if the ruling class does not like it."
No doubt Medvedev had the fat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mind. Compulsory uniformity and control of thought prevented the country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hich took place in the 1970s and 80s. The system broke down. The country would have stood to gain a great deal more from entering into a dialogue at an early stage with people like Andrej Sakharov.
Your Majest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Today neither the nation-state nor a majority within the nation-state has unlimited authority. Human rights limit what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majority in a nation-state can do. This must apply to all states that are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ho have acceded to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China has signed and even ratified several of the UN's and the ILO's major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on human rights. It is interesting that
China has accepted the supranational conflict-resolving mechanism of the WTO. China's own constitution upholds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rticle 35 of the country's constitution thus lays down that "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njoy freedom of speech, of the press, of assembly, of association, of procession and of demonstration." Article 41 begins by stating that citizens "…have the right to criticise and make suggestions regarding any state organ or functionary."
Liu has exercised his civil rights. He has done nothing wrong. He must therefore be released!
In the past 100 to 150 years,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have gained an ever-stronger position in the world. And with them, peace. This can be clearly seen in Europe, where so many wars were fought, and whose colonial powers started so many wars around the world.
Europe today is on the whole a continent of "peace". Decolonizatio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gave a number of countries, first in Asia and then in Africa, the chance to govern themselves with respect for basic human rights. With India in the lead, many of them seized the opportunity. Over the latest decades, we have seen how democracy has consolidated its posi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Many countries in the Muslim part of the world are treading the same path: Turkey, Indonesia, Malaysia. Several other countries are in the process of opening up their political systems. Th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in China are defend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main trends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Viewed in that light, they are thus not dissidents, bu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ain lines of development in today's world.
Liu denies that criticis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same as offending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 He argues that "Even if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ruling party, it cannot be equated with the country, let alone with the nation and its culture." Changes in China can take time, a very long time: political reforms should, as Liu says, " be gradual, peaceful, orderly and controlled." China has had enough of attempts at revolutionary change. They only lead to chaos. But as Liu also writes, "An enormous transformation towards pluralism in society has already taken place, and official authority is no longer able to fully control the whole society."
However strong the power of the regime may appear to be, every single individual must do his best to live, in his words, "an honest life with dignity."
The answer from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s to claim that this year's Peace Prize humiliates China, and to give very derogatory descriptions of Liu.
History shows many examples of political leaders playing on nationalist feelings and attempting to demonize holders of contrary opinions. They soon become foreign agents. This has sometimes happened 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but almost always with a tragic outcome.
We recognise this in the rhetoric of the struggle against terrorism: "You are either for me or against me." Such undemocratic methods as torture and imprisonment without sentence have been used in the name of freedom. This has led to more polarisation of the world and harmed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Liu Xiaobo is an optimist, despite his many years in prison. In his closing appeal to the court on the 23rd of December 2009, he said: "I, filled with optimism, look forward to the advent of a future free China. For there is no force that can put an end to the human quest for freedom, and China will in the end become a nation ruled by law, where human rights reign supreme."
Isaac Newton once said, "If I have seen further, it is by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When we are able to look ahead today, it is because we are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the many men and women who over the years – often at great risk – have stood up for what they believed in and thus made our freedom possible.
Therefore: while others at this time are counting their money, focussing exclusively on their short-term national interests, or remaining indifferent,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once again chosen to support those who fight – for us all.
We congratulate Liu Xiaobo on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10. His views will in the long run strengthen China. We extend to him and to China our very best wishes for the years ahead.
2010年12月9日 星期四
珍而重之
(吳志森‧三言堂‧20101210見報)
今天，12月10日，是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的日子。
和平獎揭曉前，中國政府派副外長向挪威施壓，千方百計阻撓劉曉波得獎。北歐小國不為所動，劉曉波成為第一個得和平獎的境內中國人。北京政府惱羞成怒，馬上中斷與挪威的交往，停止漁業會談，禁止挪威樂團在中國的演出。不但有失風範，更是失儀失態，不但有失身份，更是洋相出盡，成為國際笑話。
劉曉波得和平獎已無法逆轉，一下步就是全副精神縝密部署對付頒獎禮。中國政府不斷向其他國家施壓，威迫利誘，把出席不出席和平獎頒獎禮，視為與這個肥得漏油的大國敵對還是友好的象徵。在胡蘿蔔與大棒的攻勢下，一些國家屈膝了，急不及待奉迎表態。一些國家既不想出賣原則又怕得罪中國，左右為難。還有更多國家誓不彎腰，堅持出席，這些民選政府，如果為了幾個銅臭，就要向霸道低頭，一定會給人民唾棄，政權難保。
在和平獎頒發前，內地一家通訊社突然翻炒幾個月前的舊聞，說挪威人工養殖的三文魚用藥物治魚虱，可能有毒致癌，報道的時機，也選擇得恰到好處，但這種新聞媒體主動配合的小動作，顯得刻薄小家，令人搖頭嘆息。
跟著，又把矛頭就對準國人。劉霞被軟禁，與外界隔絕音訊完全。凡被懷疑有可能轉到挪威出席頒獎禮的，包括家人親友，學者教授，統統被擋在牆內，集體禁止出國，害怕你在外面會危及國家安全。這種獨裁專制的國家才會出現的笑話，竟然發生在二十一世紀大國崛起的中國。
在網上，「劉曉波」被屏蔽，諾貝爾、和平獎視為敏感詞，迫國人紛紛翻牆。在愚民政策下，更多國人，對劉曉波其人其事，仍是懵然不知。
千方百計阻撓頒獎禮順利進行，已是無所不用其極，成為世界之最，可進入健力士紀錄大全了。
可幸的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還留有一千平方公里的窗口，這裡的媒體仍然自由，遊行抗議仍有空間，港人仍可無畏無懼應邀出席頒獎禮。劉曉波和平獎的訊息，就像六四的燭光，通過這個窗口傳入內地，讓國人了解真相。
我們這塊相對自由的土地，彌足珍貴，要珍而重之。
今天，12月10日，是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的日子。
和平獎揭曉前，中國政府派副外長向挪威施壓，千方百計阻撓劉曉波得獎。北歐小國不為所動，劉曉波成為第一個得和平獎的境內中國人。北京政府惱羞成怒，馬上中斷與挪威的交往，停止漁業會談，禁止挪威樂團在中國的演出。不但有失風範，更是失儀失態，不但有失身份，更是洋相出盡，成為國際笑話。
劉曉波得和平獎已無法逆轉，一下步就是全副精神縝密部署對付頒獎禮。中國政府不斷向其他國家施壓，威迫利誘，把出席不出席和平獎頒獎禮，視為與這個肥得漏油的大國敵對還是友好的象徵。在胡蘿蔔與大棒的攻勢下，一些國家屈膝了，急不及待奉迎表態。一些國家既不想出賣原則又怕得罪中國，左右為難。還有更多國家誓不彎腰，堅持出席，這些民選政府，如果為了幾個銅臭，就要向霸道低頭，一定會給人民唾棄，政權難保。
在和平獎頒發前，內地一家通訊社突然翻炒幾個月前的舊聞，說挪威人工養殖的三文魚用藥物治魚虱，可能有毒致癌，報道的時機，也選擇得恰到好處，但這種新聞媒體主動配合的小動作，顯得刻薄小家，令人搖頭嘆息。
跟著，又把矛頭就對準國人。劉霞被軟禁，與外界隔絕音訊完全。凡被懷疑有可能轉到挪威出席頒獎禮的，包括家人親友，學者教授，統統被擋在牆內，集體禁止出國，害怕你在外面會危及國家安全。這種獨裁專制的國家才會出現的笑話，竟然發生在二十一世紀大國崛起的中國。
在網上，「劉曉波」被屏蔽，諾貝爾、和平獎視為敏感詞，迫國人紛紛翻牆。在愚民政策下，更多國人，對劉曉波其人其事，仍是懵然不知。
千方百計阻撓頒獎禮順利進行，已是無所不用其極，成為世界之最，可進入健力士紀錄大全了。
可幸的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還留有一千平方公里的窗口，這裡的媒體仍然自由，遊行抗議仍有空間，港人仍可無畏無懼應邀出席頒獎禮。劉曉波和平獎的訊息，就像六四的燭光，通過這個窗口傳入內地，讓國人了解真相。
我們這塊相對自由的土地，彌足珍貴，要珍而重之。
2010年12月8日 星期三
白忙一場，甚麼正面效果都沒有！
(吳志森‧蘋果論壇。20101208見報)
儘管劉曉波本人仍然身陷囹圄，儘管劉霞仍遭軟禁，儘管這對患難夫婦的至親，都無一例外地受到嚴厲警告百般阻撓，不准出國不可接受外媒採訪不得亂說亂動，但無論如何，兩天之後，二0一0年十二月十日，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都會風雨不改，在挪威奧斯陸如期舉行，見證著中國人的驕傲。
回顧這幾個月，中國政府出盡九牛二虎之力，用盡一切大小動作，千方百計干擾和平獎的進行，除了「丟人現眼」，真找不到其他恰當的形容詞。中國恃著大國崛起，肥得漏油，擠身第二大經濟體，以為人人都會在白花花的銀子面前低頭跪下，結果是處處踫壁，徒惹世人訕笑。
中國對付別人的所謂策略，無論對外對內，一言以蔽之：壓，但施壓的方式，往往非常拙劣，效果適得其反。
一介書生，提倡民主憲政，寫成《零八憲章》，同道聯署聲援，無論從任何角度，只能屬言論自由的範疇，如果北京當局沒有把書生送入監牢，更重判十一年徒刑，劉曉波得諾貝爾和平獎這回事，根本就不會發生。
在和平獎拍板前夕，中國竟然派副外長到挪威，對委員會直接施壓，秘書長不為所動，更把事情的始末捅了出來，世界輿論嘩然。這種極其愚蠢的外交行為，等於中國已替委員會作出決定，和平獎非要頒給劉曉波不可。
結果出來了，北京惱羞成怒，馬上調低與挪威的往來，終止漁業談判，叫停音樂演出。挪威政府根本無法控制和平獎委員會，北京對付不了委員會，竟然氣急敗壞懲罰挪威，完全不顧外交策略和禮節，成為國際笑話。
劉曉波得和平獎已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只剩下千方百計對頒獎禮搞破壞。北京向友好國家施壓，要他們杯葛頒獎禮，好幾個臭味相投的獨裁國家，希望得到北京的實質好處，連忙答允。但不少國家仍堅持原則，因經濟利益而左右為難的韓國，頂住北京的壓力，在最後一刻決定出席。
對付不了外人，唯有關門對付自己人。劉曉波夫婦的至親固然成為跟監對象，一律不准出國。而凡簽過《零八憲章》，恭賀過劉曉波得獎，受劉霞邀請的嘉賓，這些學者教授、維權律師、藝術家、公共知識分子，統統成了「危害國家安全」的嫌疑犯，禁止出國。單位或給他們打招呼，又或到機場才給截回，禁足的理由，一律都是「出國，可能危及國家安全」，因此不准離開國門一步。連出國都害怕國家安全被動搖，天下還有比這更脆弱的政權嗎？
為了搞破壞搞得更徹底，不但警告出席頒獎禮的內地同胞「別想回國」，當局更動員當地華人到場示威抗議，以示和平獎頒給劉曉波不得人心。
動用如此龐大人力物力，挖空心思破壞阻撓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究竟可以達到甚麼目的，做成甚麼效果呢？答案是：除了使頒獎禮更舉世矚目更為世人重視，除了使世人更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除了使世人更無法尊重這個恃金多到處張牙舞爪但虛怯無比的政權外，白忙一場，甚麼正面效果都沒有！
儘管劉曉波本人仍然身陷囹圄，儘管劉霞仍遭軟禁，儘管這對患難夫婦的至親，都無一例外地受到嚴厲警告百般阻撓，不准出國不可接受外媒採訪不得亂說亂動，但無論如何，兩天之後，二0一0年十二月十日，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都會風雨不改，在挪威奧斯陸如期舉行，見證著中國人的驕傲。
回顧這幾個月，中國政府出盡九牛二虎之力，用盡一切大小動作，千方百計干擾和平獎的進行，除了「丟人現眼」，真找不到其他恰當的形容詞。中國恃著大國崛起，肥得漏油，擠身第二大經濟體，以為人人都會在白花花的銀子面前低頭跪下，結果是處處踫壁，徒惹世人訕笑。
中國對付別人的所謂策略，無論對外對內，一言以蔽之：壓，但施壓的方式，往往非常拙劣，效果適得其反。
一介書生，提倡民主憲政，寫成《零八憲章》，同道聯署聲援，無論從任何角度，只能屬言論自由的範疇，如果北京當局沒有把書生送入監牢，更重判十一年徒刑，劉曉波得諾貝爾和平獎這回事，根本就不會發生。
在和平獎拍板前夕，中國竟然派副外長到挪威，對委員會直接施壓，秘書長不為所動，更把事情的始末捅了出來，世界輿論嘩然。這種極其愚蠢的外交行為，等於中國已替委員會作出決定，和平獎非要頒給劉曉波不可。
結果出來了，北京惱羞成怒，馬上調低與挪威的往來，終止漁業談判，叫停音樂演出。挪威政府根本無法控制和平獎委員會，北京對付不了委員會，竟然氣急敗壞懲罰挪威，完全不顧外交策略和禮節，成為國際笑話。
劉曉波得和平獎已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只剩下千方百計對頒獎禮搞破壞。北京向友好國家施壓，要他們杯葛頒獎禮，好幾個臭味相投的獨裁國家，希望得到北京的實質好處，連忙答允。但不少國家仍堅持原則，因經濟利益而左右為難的韓國，頂住北京的壓力，在最後一刻決定出席。
對付不了外人，唯有關門對付自己人。劉曉波夫婦的至親固然成為跟監對象，一律不准出國。而凡簽過《零八憲章》，恭賀過劉曉波得獎，受劉霞邀請的嘉賓，這些學者教授、維權律師、藝術家、公共知識分子，統統成了「危害國家安全」的嫌疑犯，禁止出國。單位或給他們打招呼，又或到機場才給截回，禁足的理由，一律都是「出國，可能危及國家安全」，因此不准離開國門一步。連出國都害怕國家安全被動搖，天下還有比這更脆弱的政權嗎？
為了搞破壞搞得更徹底，不但警告出席頒獎禮的內地同胞「別想回國」，當局更動員當地華人到場示威抗議，以示和平獎頒給劉曉波不得人心。
動用如此龐大人力物力，挖空心思破壞阻撓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究竟可以達到甚麼目的，做成甚麼效果呢？答案是：除了使頒獎禮更舉世矚目更為世人重視，除了使世人更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除了使世人更無法尊重這個恃金多到處張牙舞爪但虛怯無比的政權外，白忙一場，甚麼正面效果都沒有！
2010年12月7日 星期二
「危及國家安全」
(吳志森‧三言堂‧20101208見報)
這事，在互聯網已流傳一段時間。中國公民，就公共議題發表過異見，簽過《零八憲章》，恭賀過劉曉波得和平獎，疾呼過軟禁劉霞是違法和不人道，又或是劉氏夫婦的近親遠戚，最近都有相同的遭遇：禁止出國。
北京知名學者，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在她的博客羅列過一份「有待補充」的名單，在這段期間被禁出國的，律師，教授，記者，作家，老中青都有，崔衛平教授本身也是受害者，她原本打算到意大利參加亞洲電影節兼擔任評委，後來學院跟她打招呼，「不同意」她出國，「免卻了去機場之辛苦及尷尬」，崔教授唯有在博客這樣自我安慰。
其他被禁足的可沒有崔教授幸運了，事先雖聞事態不妙，但卻得不到任何確實的風聲，到機場才被攔截，據理力爭，喊得嗓子也啞了，最後不得要領，被迫折返。
理由都這麼的千篇一律，荒謬而可笑：出境，危及國家安全。當然，可以有不同的名目，或曰「威脅國家安全」，或曰「危害國家安全」，總之這個政權就是那麼的脆弱，幾個文弱書生離開國土，國家安全就會危在旦夕。
最戲劇性可算是知名藝術家艾未未了。這個大胖子原本打算在12月初，從北京飛首爾出席藝術活動，通過了出境檢查，在候機室等著，起飛前30分鐘，一位女士走到艾未未面前，說的護照有問題，艾當然知道發生甚麼事，問她：是不是要禁止出境，直說好了。
女士拿出了一張紙，寫著：出境可能對國家安全造成危害，北京市公安局履行職責限制出境。紙只給看，不准拿走。
艾未未問：這個限制令是階段性的嗎？還是我今生就不能出境了？女士還能苦笑回應：我可以給你問一下，他們沒說。艾未未再問：妳跟多少個可能妨礙國家安全的人說過？聞言，女士就只剩下苦笑了。
艾未未被迫回到祖國的懷抱。對甚麼變故，大胖子總是有備而來，從容的當成行為藝術把整個過程拍下，《危害国家安全》，已在youtube熱播。
「是階段性還是今生都不讓出境？」，艾胖子放心好了，12月10日挪威頒發和平獎後，限制令會陸續放寬。
出境入境都危害國家安全，不如把整個中國都關在籠子裡！
這事，在互聯網已流傳一段時間。中國公民，就公共議題發表過異見，簽過《零八憲章》，恭賀過劉曉波得和平獎，疾呼過軟禁劉霞是違法和不人道，又或是劉氏夫婦的近親遠戚，最近都有相同的遭遇：禁止出國。
北京知名學者，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在她的博客羅列過一份「有待補充」的名單，在這段期間被禁出國的，律師，教授，記者，作家，老中青都有，崔衛平教授本身也是受害者，她原本打算到意大利參加亞洲電影節兼擔任評委，後來學院跟她打招呼，「不同意」她出國，「免卻了去機場之辛苦及尷尬」，崔教授唯有在博客這樣自我安慰。
其他被禁足的可沒有崔教授幸運了，事先雖聞事態不妙，但卻得不到任何確實的風聲，到機場才被攔截，據理力爭，喊得嗓子也啞了，最後不得要領，被迫折返。
理由都這麼的千篇一律，荒謬而可笑：出境，危及國家安全。當然，可以有不同的名目，或曰「威脅國家安全」，或曰「危害國家安全」，總之這個政權就是那麼的脆弱，幾個文弱書生離開國土，國家安全就會危在旦夕。
最戲劇性可算是知名藝術家艾未未了。這個大胖子原本打算在12月初，從北京飛首爾出席藝術活動，通過了出境檢查，在候機室等著，起飛前30分鐘，一位女士走到艾未未面前，說的護照有問題，艾當然知道發生甚麼事，問她：是不是要禁止出境，直說好了。
女士拿出了一張紙，寫著：出境可能對國家安全造成危害，北京市公安局履行職責限制出境。紙只給看，不准拿走。
艾未未問：這個限制令是階段性的嗎？還是我今生就不能出境了？女士還能苦笑回應：我可以給你問一下，他們沒說。艾未未再問：妳跟多少個可能妨礙國家安全的人說過？聞言，女士就只剩下苦笑了。
艾未未被迫回到祖國的懷抱。對甚麼變故，大胖子總是有備而來，從容的當成行為藝術把整個過程拍下，《危害国家安全》，已在youtube熱播。
「是階段性還是今生都不讓出境？」，艾胖子放心好了，12月10日挪威頒發和平獎後，限制令會陸續放寬。
出境入境都危害國家安全，不如把整個中國都關在籠子裡！
2010年12月6日 星期一
還要毁滅多少個南生圍？
(吳志森‧明報論壇‧20101207)
12月18日南生圍發展計劃死線前夕，發展商再施拖延策略，申請延期3年，理由是社會對南生圍發展還有不同意見。其用心路人皆見：用時間買空間。3年過去，或許政策有變，或許民意淡漠，更大可能，是3年太長，南生圍已遭破壞，再無生態價值，政府和市民都要無奈接受地產商的發展大計。
民間團體，要用社會運動的形式，向官員痛陳利害，讓他們明白，把南生圍的保育形式馬上確定下來，已經刻不容緩，再等3年，南生圍只會步向死亡，永不超生。
最近迷上觀鳥，這些年去了幾次南生圍。秋冬季節，候鳥重臨，比鄰后海灣，三河交匯的南生圍，是成數以千計候鳥覓食棲息的必到之地。河的另一邊，有魚塘，有大面積的蘆葦林，又有高大筆直的白千層和桉樹。長期存在的特殊生態，自然而成雀鳥天堂。
去年冬天，到南生圍觀鳥，給我們遇到難得一見的奇景，一群又一群鸕鷀從后海灣那邊飛來，隊形整齊，節奏有序，半小時不絕，數不清數目有多少，簡直嘆為觀止。後來才知道，南生圍的樹林，是鸕鷀築巢棲息繁殖的居所，去年統計數目多達5千隻。不遠亦有鷺鳥林，靠著附近的魚塘作為滋養生命的來源。如果天氣好，朝汐時間配合，也可以近距離觀察到各種各類姿態萬千的水鳥：黑臉琵鷺、大、小白鷺、蒼鷺、黑翅長腳鷸、反嘴鷸….目不暇給。南生圍更是婚紗攝影、電影取景的勝地，到過的人都會留下極深印象，不用我再多說了。
香港具生態價值的土地，都不停出現近似的惡性循環：土地屬原居民私有，風景極佳，有發展潛力，處心積累的地產商經年密密收購，香港農業漁業早已崩潰，沒有出路，土地只能賤賣。發展商一塊一塊的買，囤積下來，等待時機。
然後就是先破壞後發展，大浪西灣，海下灣和其他眾多新界土地發展個案，都極為相似，先在「私人」土地動土，做出的既成事實，生態價值已受破壞，令當局不得不接受改變土地用途的申請。近日南生圍樹木大面積被焚毀，不能不令人懷疑，是出於同樣的陰謀。
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如果批准南生圍發展成豪宅區，等於斷絕了候鳥的生存空間，與謀殺無異。候鳥南來，香港是一個必經的中途站，牠們在這裡補給，休息，繁殖，是整個物種得以延續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米埔已經被北面的發展污染得喘不過氣來，南生圍的生態值價更為凸顯。南生圍的土地雖屬地產商私人擁有，但候鳥的飛行路徑，絕對不是私產，而是屬於整個地球，特區政府有責任和義務保護候鳥的飛行路徑生存空間。
政府仍是袖手旁觀不聞不問，還有多少個南生圍會被毁滅？還有多少候鳥會被謀殺？
12月18日南生圍發展計劃死線前夕，發展商再施拖延策略，申請延期3年，理由是社會對南生圍發展還有不同意見。其用心路人皆見：用時間買空間。3年過去，或許政策有變，或許民意淡漠，更大可能，是3年太長，南生圍已遭破壞，再無生態價值，政府和市民都要無奈接受地產商的發展大計。
民間團體，要用社會運動的形式，向官員痛陳利害，讓他們明白，把南生圍的保育形式馬上確定下來，已經刻不容緩，再等3年，南生圍只會步向死亡，永不超生。
最近迷上觀鳥，這些年去了幾次南生圍。秋冬季節，候鳥重臨，比鄰后海灣，三河交匯的南生圍，是成數以千計候鳥覓食棲息的必到之地。河的另一邊，有魚塘，有大面積的蘆葦林，又有高大筆直的白千層和桉樹。長期存在的特殊生態，自然而成雀鳥天堂。
去年冬天，到南生圍觀鳥，給我們遇到難得一見的奇景，一群又一群鸕鷀從后海灣那邊飛來，隊形整齊，節奏有序，半小時不絕，數不清數目有多少，簡直嘆為觀止。後來才知道，南生圍的樹林，是鸕鷀築巢棲息繁殖的居所，去年統計數目多達5千隻。不遠亦有鷺鳥林，靠著附近的魚塘作為滋養生命的來源。如果天氣好，朝汐時間配合，也可以近距離觀察到各種各類姿態萬千的水鳥：黑臉琵鷺、大、小白鷺、蒼鷺、黑翅長腳鷸、反嘴鷸….目不暇給。南生圍更是婚紗攝影、電影取景的勝地，到過的人都會留下極深印象，不用我再多說了。
香港具生態價值的土地，都不停出現近似的惡性循環：土地屬原居民私有，風景極佳，有發展潛力，處心積累的地產商經年密密收購，香港農業漁業早已崩潰，沒有出路，土地只能賤賣。發展商一塊一塊的買，囤積下來，等待時機。
然後就是先破壞後發展，大浪西灣，海下灣和其他眾多新界土地發展個案，都極為相似，先在「私人」土地動土，做出的既成事實，生態價值已受破壞，令當局不得不接受改變土地用途的申請。近日南生圍樹木大面積被焚毀，不能不令人懷疑，是出於同樣的陰謀。
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如果批准南生圍發展成豪宅區，等於斷絕了候鳥的生存空間，與謀殺無異。候鳥南來，香港是一個必經的中途站，牠們在這裡補給，休息，繁殖，是整個物種得以延續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米埔已經被北面的發展污染得喘不過氣來，南生圍的生態值價更為凸顯。南生圍的土地雖屬地產商私人擁有，但候鳥的飛行路徑，絕對不是私產，而是屬於整個地球，特區政府有責任和義務保護候鳥的飛行路徑生存空間。
政府仍是袖手旁觀不聞不問，還有多少個南生圍會被毁滅？還有多少候鳥會被謀殺？
2010年12月4日 星期六
南生圍告急
(吳志森‧三言堂‧20101204見報)
又到觀鳥季節，氣候暖化，11月底仍有攝氏23、24度，候鳥回來了，但南遷的速度卻慢下來，跑到老遠尋覓鳥蹤，有點失望。
早前去了一趟担竿州，那是到米埔的必經之路，還未申請禁區紙，只走到路的盡頭，在世界自然基金會辦事處就要停下來。沿途雀鳥不多，只見鸕鷀在水面低飛表演花色，小白鷺獨個兒曬太陽，其他幾乎甚麼也沒有。走著走著，看見一隻大蒼鷺停在樹頂，動也不動，好一個站高望遠的哨兵，十分鐘，姿勢沒有變過，是不是藝術家用來捉弄遊人的雕塑？正在猶疑，甚麼聲音吸引著牠，終於頭轉了過來，是一隻活生生的蒼鷺，鏡頭對準，把牠拍了下來。
這裡沒有甚麼收獲，轉車到南生圍。水漲，鳥兒都跑到泥灘老遠覓食，可遠觀而不可近攝，無論數量和種類都不多，有點失落和掃興。
南生圍去過好幾次了，天氣合適的時候，真是目不暇給，數以百計候鳥飛過的奇景，簡直嘆為觀止。而南生圍的秋色更是遠近馳名，不少影友到這裡拍沙龍，也是婚紗照的熱門勝地。
最近消息傳來，這塊觀鳥和攝影的樂土，將會徹底淪陷。地產商處心積慮，九十年代開始逐塊逐塊買下這裡的農地和魚塘，然後向政府申請改變用途，經過一番行政和法律程序，政府在有條件下批出發展，可建幾千個低密度住宅單位，差不多等於半個錦繡花園。
想像一下，如果南生圍發展成豪宅區，這裡一定出現天翻地覆的變化。建屋的時候，茂密的蘆葦林將全部鏟走，影照藍天山色的魚塘也被填平，十幾呎高的白千層和桉樹也會連根拔起，推土機運泥車縱棋馳騁，莫說是敏感怕人的候鳥，就算連蜘蛛蚱蜢也不會願意留下。
好不容易等到幾千豪宅都蓋好了，因為交通需要，還要擴濶道路，每天有千計房車出出入入，人聲，車聲，環境聲，飛走的鳥，鐵定頭也不回。一個風景秀麗，但碩果僅存的雀鳥天堂，就這樣被徹底摧毀。
最近南生圍發生大量樹木離奇失火焚毁事件，這絕不是好兆頭。
12月18日，南生圍的發展期限屆滿，如果當局不批准再續，就要推倒重來。南生圍告急，死線前，你會做些甚麼？
又到觀鳥季節，氣候暖化，11月底仍有攝氏23、24度，候鳥回來了，但南遷的速度卻慢下來，跑到老遠尋覓鳥蹤，有點失望。
早前去了一趟担竿州，那是到米埔的必經之路，還未申請禁區紙，只走到路的盡頭，在世界自然基金會辦事處就要停下來。沿途雀鳥不多，只見鸕鷀在水面低飛表演花色，小白鷺獨個兒曬太陽，其他幾乎甚麼也沒有。走著走著，看見一隻大蒼鷺停在樹頂，動也不動，好一個站高望遠的哨兵，十分鐘，姿勢沒有變過，是不是藝術家用來捉弄遊人的雕塑？正在猶疑，甚麼聲音吸引著牠，終於頭轉了過來，是一隻活生生的蒼鷺，鏡頭對準，把牠拍了下來。
這裡沒有甚麼收獲，轉車到南生圍。水漲，鳥兒都跑到泥灘老遠覓食，可遠觀而不可近攝，無論數量和種類都不多，有點失落和掃興。
南生圍去過好幾次了，天氣合適的時候，真是目不暇給，數以百計候鳥飛過的奇景，簡直嘆為觀止。而南生圍的秋色更是遠近馳名，不少影友到這裡拍沙龍，也是婚紗照的熱門勝地。
最近消息傳來，這塊觀鳥和攝影的樂土，將會徹底淪陷。地產商處心積慮，九十年代開始逐塊逐塊買下這裡的農地和魚塘，然後向政府申請改變用途，經過一番行政和法律程序，政府在有條件下批出發展，可建幾千個低密度住宅單位，差不多等於半個錦繡花園。
想像一下，如果南生圍發展成豪宅區，這裡一定出現天翻地覆的變化。建屋的時候，茂密的蘆葦林將全部鏟走，影照藍天山色的魚塘也被填平，十幾呎高的白千層和桉樹也會連根拔起，推土機運泥車縱棋馳騁，莫說是敏感怕人的候鳥，就算連蜘蛛蚱蜢也不會願意留下。
好不容易等到幾千豪宅都蓋好了，因為交通需要，還要擴濶道路，每天有千計房車出出入入，人聲，車聲，環境聲，飛走的鳥，鐵定頭也不回。一個風景秀麗，但碩果僅存的雀鳥天堂，就這樣被徹底摧毀。
最近南生圍發生大量樹木離奇失火焚毁事件，這絕不是好兆頭。
12月18日，南生圍的發展期限屆滿，如果當局不批准再續，就要推倒重來。南生圍告急，死線前，你會做些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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