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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30日 星期四

小白鷺@城門河III




小白鷺@城門河II










香港《文匯報》「把脈香港:吳志森走火入魔 港台豈能放縱?」

香港《文匯報》「把脈香港:吳志森走火入魔 港台豈能放縱?」

http://paper.wenweipo.com/2010/12/31/HK1012310031.htm

今天刊出的,已是第八篇。看了這篇,明白他們的用意了吧----要港台高層除掉這個人!

小白鷺@城門河




2010年12月29日 星期三

香港文匯報來論

《吳志森利用《自由風》節目「井水犯河水」》http://paper.wenweipo.com/2010/12/30/HK1012300021.htm
一路走來,質素始終如一。

化為灰燼 鎖鏈未除

(吳志森‧三言堂‧20101230見報)

有「中國良心」稱號的報告文學家劉賓雁,「八九六四」流亡美國,有家歸不得,2005年底客死異鄉,折騰了5年,劉賓雁的骨灰,才能在北京得到安葬。但入土未為安,即使這位異見作家經已化為灰燼,在專制傲慢的權力面前,仍無法得到安息。

劉賓雁生前說過,希望死後在他的墓誌銘上,寫上以下一段說話:「長眠於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說了他自己應該說的話。」但這位為民請命揭露醜惡,頂住打壓拒絕屈服,說了幾十年真話的東北硬漢,就連這最卑微的要求,都無法實現。當局下令,劉賓雁的墓碑上,不准刻上任何紀念文字。這段相當溫和,絕不冒犯別人,只是總結自己一生的事實陳述,也當然被禁。劉賓雁的墓碑,只剩下自己的簽名式樣,生卒年份,其他的,一片空白。

去國之後,在整個神州大地,「劉賓雁」已成為敏感詞,作品全面被禁,主流傳媒避之唯恐不及,網絡更是嚴格屏蔽。經過20多年的愚民政策,「八九六四」的真相愈來愈模糊,劉賓雁是誰,絕大部份年輕人更是一無所知。

20多年來,劉賓雁已遭徹底封殺,沒多少人知道他是誰,主流社會,劉賓雁根沒有甚麼影響力,當局還怕甚麼呢?劉賓雁逝去5年多,早已化為灰燼,當局還怕甚麼呢?劉賓雁的墓碑,只是一塊近噸重的花崗岩,只在石頭刻上幾個字,當局又怕些甚麼呢?

中國人民是否早已把劉賓雁完全忘記,當然不。國內不少50後、60後、70後的知識分子,都是讀劉賓雁的報告文學成長,受到劉賓雁人文關懷人道思想啟蒙,他們秉承著劉賓雁的風骨,身體力行投身到理想事業,傳承著劉賓雁敢於在權力面前說真話的道德勇氣。

在生時當局拒絕劉賓雁回國,死後不准墓碑上有任何紀念文字,試問,世上還有哪個政權,虛怯得連死去的軀體、化為灰燼的骸骨,都怕得要死?
一行禪師寫過一首詩:《自在的白雲》,悼念死在越共監獄中的好友善明法師,其中有詩句是這樣的:「就連你的雙手被砸碎後,親愛的,鎖鏈還未除掉。」對劉賓雁卻是:「就連你早已化為灰燼,親愛的,鎖鏈還未除掉。」

2010年12月28日 星期二

溫總理原來只是維權人士

(吳志森‧蘋果論壇‧20101229見報)

總理溫家寶上電台與聽眾網友對話,有人問:「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還有哪些地方需要努力?」溫總理作了篇幅不少的回應,稍不留神,以為是哪一個維權人士被網警封殺的一番說話。

要使人民生活得更有尊嚴,溫總理說:「第一是要保障每一個人享有憲法和法律所給予自由和權利。」說得多麼動聽啊!

溫爺爺沒理由不知道「結石寶寶之父」趙連海的事情吧!他為吃了毒奶的孩子討回公道,卻莫須有被控尋釁滋事,判刑入獄,然後千方百計被剝奪上訴權利,又突然解除對律師的委託,被宣告申請保外就醫。整個過程,充滿著中國特色法治的荒謬。

趙連海是否已經「保外就醫」,到截稿時仍是真相不明,究竟他已經釋放了,回家了,還是「釋放」了,但卻被當局帶到適當的地方「就醫」,變相軟禁,還是根本未釋放,仍在監獄服刑,一切仍像謎一樣不明不白。請問,這算是哪門子的自由和權利啊?

溫總理又說:「第二,就是無論職業不同、財產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每一個人都完全平等,特別是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這就更笑話了。

幾千年來,刑不上士大夫是中國的「優良」傳統,自古皆然,於今尤烈。在社會底層,多少受逼迫的工人農民,冤屈無處伸張,上訪又受到無情打壓,致死致殘。最新一宗冤案,是浙江樂清市一位村主任,上訪伸冤,被「交通意外」謀殺,警方竟定性為車禍,討公道的家屬以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從何說起?

溫總理說:「第三,要使社會更加公平,特別要關注那些弱勢群體、殘疾人、艾滋病人,使他們能夠有尊嚴地生活。」都是些口惠而實不至的門面話。

弱智人士被賣作奴隸工,在黑磚窯過著豬狗不如的生活,屢禁不止,這不是個別的犯罪行為,公家部門更牽涉其中。關注愛滋病的維權人士,看看他們悲慘的下場:胡佳仍身陷囹圄,垂垂老矣的高耀潔醫生被迫去國流亡….還有多少關顧弱勢的維權人士被打壓、被恐嚇、被跟監、被判刑,即使刑滿出獄,仍然失去自由。這是甚麼有尊嚴的生活?

溫總理最後說:「第四,就是要尊重每一個人的人格,包括犯錯誤的人,以至犯罪的人都要尊重他們的人格,通過教育和幫助,使他們獲得新生。這就是我對尊嚴的理解。」完全經不起事實的考驗。

「中國良心」報告文學家劉賓雁因「八九六四」流亡海外,有家不能歸,五年前客死異鄉,最近骨灰安葬祖國,但生前囑咐寫在墓誌銘的遺言,卻被當局禁止。連逝去的軀體,成灰的骸骨都那麼害怕,這算甚麼尊重每個人的人格?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妻子受長期軟禁,音訊全無,至親友人被禁出境,差不多要禍延九族。這就是尊重每個人的人格?

溫總原來只是維權人士,他說的每一句話:「要人民生活得更有尊嚴」,「公平正義比陽光還要有光輝」,正正點出了目前中國的處境,聽後,只能憤怒和流淚。

2010年12月27日 星期一

活學活用

(吳志森‧三言堂‧20101228見報)

香港留學生在稀斯路機場,焦急萬分等候機位,駐倫敦辦事處的職員,向學生派發問卷,查詢他們的背景和回港原因。香港仔果然醒目,一看便知問卷調查的目的,是在排緩急優次,與輪候機位的先後密切相關。

久經訓練的港孩,誰說他們不懂隨機應變,突然靈光一閃,把「回港原因」寫得要幾慘有幾慘,要幾急有幾急,不就可盡快拿到機位上到機嗎?於是,有人填「身患重病」,有人填「急做手術」,有人又想到,如果填「家有喪事」,不是更值得同情,得到機位的機會,就會更大嗎?

填誰死了好呢?隔了一重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事態可能不夠嚴重,沒有填「死老豆」那麼直接,一個人開始填「我的爸爸死了」,其他人一致認為必定有效,紛紛效法。於是,輪候機位的香港留學生,不少人搖身一變,成了急著回家奔喪的孝子。

如此機靈變通是否一定取得預期的效果,馬上登機回港,不得而知。但我有興趣的是,遊子靠此辦法取得機位,順利歸家,與父母相擁痛哭,大訴被困機場之苦,然後炫耀自己如何醒目應變,轉數夠快,謊稱「死老豆」才排到機位,家中那位日夜焦慮盼子歸來的慈父,會有甚麼反應?

場景一、雷霆大發:「你個死仔包,咒老豆死?」然後兜巴星過去。

場景二、和顏悅色:「叻仔,醒目,亞爸唔介意!」亞媽更扭著愛兒,吻著他的臉頰:「如果寫埋亞媽,效果好啲,我都唔介意同亞爸一齊!」

親愛的讀者,你們認為場景一,還是場景二,發生的機會大一些?

其實又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這些雕蟲小技,自幼已開始煉成。還記得嗎?為了派得一所名校小學,爸媽含辛茹苦,在九龍塘覓得一個小單位,把所有郵件地址轉了過去,然後報稱住在這個名校區。爸媽千叮萬囑,逢人都說住在九龍塘,千萬不能將真實住址透露出去。

歷盡艱辛,得償所願,乖仔乖女終於入讀名校。開學的第一天,老師每人派一份表格:各位同學,將你們的真實住址填上,方便日後聯絡。

爸媽都說,只要達到目的,說說這種「無害」的小謊言,是沒有問題的。港孩熟能生巧,危急關頭,懂得活學活用。

2010年12月25日 星期六

港孩是父母煉成的

(吳志森‧三言堂‧20101226見報)

同文黃明樂的《港孩》,一紙風行,賣到斷市,建議她寫一本續篇,探究港孩的前世今生,怎麼樣的環境,造就了港孩這種香港獨有的產品。

港孩的性格、品行、作為和能力,都由父母一手一腳親力親為塑造出來,港孩生成今天的模樣,香港父母,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只要看看歐洲大雪被困倫敦機場事件就知道了。在電台訪問了一位在英國居住的華人記者,她說這種事情在歐洲稀鬆平常,時有發生,媒體根本不當甚麼一回事,更不會放在頭條。她連續問了好幾個不明白:不明白香港傳媒為何當成大事?不明白香港政府為何要高調處理?不明白留學生的父母為何要這麼緊張?

她不明白的,我也不明白,對港孩的父母,我尤其不明白。父母讓子女放洋留學,目的究竟是甚麼?不是預了他們自己可以隨機應變,起碼遇事不會慌張,有一定程度的解決難題能力的嗎?如果子女只有十二、三歲,剛上中學,連穿衣梳頭吃飯縛鞋帶都有困難,無法自己照顧自己,父母就把他們留在身邊好好保護,為何要急不及待送到這麼遠的地方,要他們冒生命危險?如果孩子大了,到十七、八歲,就放手讓他們獨立處事吧!

留學的目的,就是要獨立生活。一場大風雪,就是訓練他們隨機應變的大好機會。只是睡幾天機場,無法洗澡,有點餓有點冷,吃得沒有那麼豐富,又不是戰亂,又沒有恐怖襲擊,又不會有甚麼人身安全的威脅。只是比原定計劃遲了幾天,趕不及吃頓冬至飯,錯過了一年一度的聖誕派對,僅此而已,為何要誇張到「天人兩茫,遊子無家做冬」,「留英學生大控訴」的地步?

再說,即使沒有這場大風雪,如果你的寶貝孩子有甚麼身體不適頭暈身爂,成績欠佳態度不好要受處分,拍拖失戀情緒困擾,不是由子女自己獨力解決嗎?難道爸媽會飛來飛去,帶他們看醫生,搵補習,留在身邊治療情傷?

有怎樣的父母,就有怎樣的子女。孩子遲了幾天回來,受了一點苦,就好像世界末日似的,呼天搶地,抱怨這投訴那。這樣下去,即使留學一萬年,你的子女還是永遠長不大的BB。

我確信,港孩是父母煉成的。

2010年12月23日 星期四

難頂

(吳志森‧三言堂‧20101224見報)

這是宿命,每逢特首先生與本地流行文化纏在一起,都會落得過劣評如潮,狂遭惡搞的收場。去年春節曾蔭權搭上麥兜如是,今年MC Jin X煲呔,效果簡直可以用恐怖難頂來形容,網上更是前所未有的群情洶湧。如果創作這首饒舌聖誕歌,目的是要反宣傳,「唔理好醜,最緊要有人講」的反效果,目標達到了。

這首饒舌聖誕歌,「起錨」共多達15次,究竟「起錨」為何要與聖誕扯上關係?無從稽考。有抵死的網友形容,聖誕佳節對人唱「起錨」,讓不少人憶起政改爭議的痛苦,等於用粗口「問候」人全家一樣。聖誕講求和諧溫馨,冷不提防突然給人「問候」,試問,誰不反彈?

局外人無法知道這首饒舌聖誕歌的箇中乾坤內幕,例如誰採主動,報酬多少,還有甚麼交易。但據特首辦透露,MC Jin與制作人員是免費的,錄音室是港台借出的,如果這是事實,換句話說,特首不費一分一毫,就得到這次免費宣傳或反宣傳,相當划算吧,是不是?

這首聖誕饒舌歌的劣評,不少評論已有文本分析,不贅。網民把矛頭指向MC Jin,說他用Rap歌頌建制,向權力獻媚,徹底違反饒舌精神,令人齒冷。這些評論,實在對本地樂壇香港歌手有太多不切實際的幻想,把西方的反叛音樂硬套在些商業歌手身上,除了是失望,只有更失望。

饒舌歌來自黑人,控訴的,是建制不公、階級壓迫、種族歧視….用粗暴的語言來表達憤怒,粗口爛舌的歌詞,打破流行歌偏向中產的偽善,唱的聽的都會熱血沸騰。但饒舌歌同時也歧視女性,排擠同性戀,說唱的,也可能有不公不義的內容。

可以登上香港流行樂壇舞台的Rap,早已沒有任何憤怒,也沒有半點批判,即使跟時弊勉強扣上關係,都只會饒出一些媽係女人的普遍真理,絲毫沒有批判性。這是香港流行樂壇的現實,盤古初開,早已如此,只要看看樂壇的大哥大姐見到高官特首時那種嘴臉,就知道對MC Jin有任何要求,只是痴人說夢。

突發奇想,制作人不防找來《大海航行靠舵手》、《沒有共產黨沒有新中國》兩首文革名曲,給MC Jin改成饒舌,說不定,他可以一躍跳入人民大會堂。

基本守則

(吳志森‧三言堂‧20101222見報)

行山觀鳥,最怕的,就是人。人是世上最嘈吵的動物,無論身在何處,都會開盡噪門不停發聲。崇山還是深谷,潺潺流水還是颯颯涼風,天籟都給人籟蓋過,最離譜的有些人帶齊收音機唱機行山,把音量扭到最大,大自然的美妙聲音都給嚇得退避三舍。

在新界一個觀賞蜻蜓的熱點,踫到一幫愛拍攝花鳥蟲魚的發燒友,目標出現,人人拿著價值不菲的鏡頭相機,對準目標。快門聲並不擾人,一陣子就過去,但這幫發燒友,卻偏喜歡一邊拍一邊評論:「呢度靚….咁嘅光最好….係啦係啦,飛去嗰度啦….影到水面啲波波….嘩!好靚!」

幾乎講過不停,連蜻蜓都討厭得飛走,發燒友變得無所事事,接著第二波人籟災難又來了。他們互相檢閱戰績,評頭品足,由構圖到光影,由快門到光圈,「你嗰張好啲…你睇,我嗰張都唔錯」,總之比來比去,沒完沒了。

跟著互相攀比攝影器材,由甲乙丙丁誰買了新鏡頭,聊到哪個牌子的最新產品的質素。整個過程,由人類聲帶發出來的音響,從未停過,直至我遠離這個拍攝地點,才勉強擺脫。

以上情況,我拍鳥時也遇過。「出嚟啦出嚟啦….去嗰度去嗰度….飛上去,飛上去」活像快活谷評馬人在講馬,聽著聽著,不勝其擾,丁點欣賞大自然的興致都被打得煙消雲散。

發燒友專注要拍得好作品,眼中只有目標「獵物」,一些觀者既喜歡拍攝,又留意周遭的自然美景,各有志趣,可以互不相干。但發燒友這種開派對的拍攝方式實在太擾人,也破壞了大自然的寧靜,看見長炮鏡頭圍在一起的陣勢,唯一的做法,只有敬而遠之。

在塱原的田基上,掛著一個這樣的告示牌,大意為:請勿在田間抽煙,不要破壞農作物。當然是有人犯了,農友們才掛出來提出警告。

無論是觀鳥拍鳥,還是一般遊人,都應該自覺遵從約定俗成的基本守則,例如不影響自然生態,不騷擾雀鳥和動物,不抽煙,不污染環境,不破壞任何農作物和動植物,調低聲浪,不干擾他人。只顧自己開心作樂,眼中只有鏡頭裡的影像,完全不理他人感受,即使拍到的世界頂級的傑作,但變得神憎鬼厭,有意思嗎?

餌誘拍鳥

(吳志森‧三言堂‧20101120見報)

得悉淡水濕地塱原的鳥種,近年增加兩成,不少早已絕跡的,又再親臨舊地,為了一睹牠們的風采,周末,拿起相機,直奔塱原。

早說過,塱原不是一個驚為天人的觀鳥地點,沒有足夠的耐性和細心,跟你捉迷藏的鳥兒,不會輕易讓你發現。一如以往,選了一個注了水的濕田,耐心等著飛走又回來的涉禽,拍下水中美妙的姿態,都是些林鷸、黑翅長腳鷸、扇尾沙錐,不算甚麼稀有品種,看著牠們無憂無慮,自由自在,不受干擾,追逐、覓食、嬉戲,賞心悅目,甚麼煩惱都煙消雲散。

塱原的田仍有人耕種,有種生菜,有稻田,也有只在夏天盛放秋冬已凋零的蓮花,不同的生態,吸引著不同品種的雀鳥。假日,人們托著沉甸甸的三腳架,連著長炮鏡頭的專業攝影機,在阡陌上走來走去,捕捉他們心中的美態和美景。

抬頭望去,一幫攝友聚在遠處田間,十多支長炮鏡頭,對準近距離的灌木林,聚精會神,嚴陣以待。走近,原來在拍攝一隻並不常見的藍喉歌鴝。

鳥兒現身,此起彼落的快門聲響起,像在迎接一個久未露面的國際巨星。只見這隻胸口有一撮藍色羽毛精靈可愛的鳥兒,一蹦一跳的從草叢出來,昂首闊步,然後知情識趣的跳上枝頭,擺出各種姿勢,滿足一眾拍友的要求。

鳥兒一擺尾,消失在草叢中,緊張的拍攝告一段落。拍友都鬆懈下來,交頭接耳,檢閱自己的戰利品,對別人的作品評頭品足。交談的聲浪愈來愈大,有人更抽起煙來。我好生奇怪,鳥兒怕人,特別敏感,聲音身影動作都會嚇走牠們,抽煙更污染空氣,統統都犯了觀鳥的大忌,所有錯誤幾乎都做齊了。

然後,其中一位拍友,拿著一個小盒子,走到鳥兒曾經停留的樹旁,把不知名的東西放到樹枝上。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們用餌引鳥,怪不得即使人聲鼎沸,那隻藍喉歌鴝,消失了又再出現。鳥兒的各種美態,原來都是拍友們擺佈下得回來的。

他們用的是甚麼餌會否吃壞雀鳥我不知道,但觀鳥拍鳥的守則,不是應該保持大自然的原狀,盡量對雀鳥不作任何干擾的嗎?餌誘拍鳥,即使得到最美妙的姿態,算真實和自然嗎?

2010年12月22日 星期三

無法出現在劉賓雁墓誌銘上的遺言

「長眠於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說了他自己應該說的話。」

就連如此溫和的遺願,都遭粗暴阻撓,這是個怎樣的世道啊!


「就連你早已化為灰燼,親愛的,鎖鏈還未除掉...」

我讀他的報告文學成長,他是我的啟蒙者...為他流淚。

2010年12月21日 星期二

「民主必勝!」是為了「民主黨必勝!」

(吳志森‧蘋果論壇‧20101222見報)

就在民主黨改選領導層的同一天,三十個黨員集體宣布退黨,他們都是少壯派改革派,當中有創黨成員,也有民選區議員。民主黨有約七百名黨員,三十人退黨,佔不到百分之五,這個數目是多還是少,會否對民主黨做成打擊,恐怕只有民主黨人才能準確估量。

民主黨分裂,早而不是第一遭,年前亦發生黨人因路線分歧而集體退黨另起爐灶,對民主黨已做成不少衝擊。民主黨領導層可能慣見這種分裂場面,回應起來都是那麼氣定神閒,主席何俊仁說:對民主黨會做成一定損害,但損害不大。副主席劉慧卿還是那一句例牌金句:勉強冇幸福….

民主黨領導層,面對路線分歧黨的分裂,一如既往,對各種政治道德上的指控,都輕輕帶過。在《退黨以明志》的公開聲明裡有這樣的一段:「民主黨在關鍵時刻放棄終極普選方案,在立法會投下贊成票通過了一個沒有落實真正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沒有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和沒有取消區議會委任制的所謂政改「改良」方案,面對中共強加港人的政治現實前,民主黨沒有堅守信念、失信於民、忘記了港人民主黨的托負。」何俊仁沒有直面指控,只說「沒有後悔支持政改。」

對分階段取消區議會委任制,對全港單一選區的「超級區議員」超負荷選舉,對十五名區議員的超高提名門檻,對六百萬元超高選舉經費上限,民主黨領導層,無論是對民主大原則,以及深藏在細節裡的魔鬼,都採取一個無可無不可和稀泥的態度,彷彿一切都在預計和掌握之中。

顯然,領導層口中的「損害不大」,是指各個議會選舉的得票數,各選區可以保得住的席位,而不是民主的大原則,只要選舉配搭精準,策略得宜,有足夠選票贏得足夠議席,保得住立法會大黨地位,就可以任憑外間風浪起,穩坐大黨釣魚船。

愈來愈多民主黨過往的支持者都有這樣的感覺,民主黨已淪為一個單純的「選舉機器」,以贏得議席為最高甚至唯一原則。要「配搭精準策略得宜」而贏得選舉,誰可以比得上資源充沛的建制政黨,一年四季的「蛇齋粽餅」比誰都多,單憑每天對街坊噓寒問暖落雨叫收衫,就可打敗資深區議員贏得席位,此等能耐,民主黨人有嗎?可以做得到嗎?

民主黨人必需醒覺,民主黨得到廣泛支持,是因為以堅持的民主原則為先,不然就會受到選民的離棄。當底線一退再退,原則愈來愈模糊,民主黨和民建聯和自由黨這類建制政黨有分別嗎?把票投給他們,還可以得到實惠的「蛇齋粽餅」,把票給民主黨,可以得到甚麼?

電視新聞報道民主黨領導層改選大會,尾聲,只見黨人齊聲喊叫口號:「民主必勝!」「民主黨必勝!」聽罷,不禁打了一個寒顫。「民主必勝!」還可以理解,但「民主黨必勝!」就說到問題的核心來了,原來「民主必勝!」是為了「民主黨必勝!」我終於明白了。

文化大革命又來了

香港文滙報批判吳志森猛文,快看,評分,傳閱。
http://paper.wenweipo.com/2010/12/22/PL1012220001.htm
類似文章,也見大公報。

2010年12月20日 星期一

申辦亞運就是一個典型的「釣魚工程」

(吳志森‧明報論壇‧20101221見報)

很多香港人都不知道甚麼叫「釣魚工程」,以為是釣魚活動的工程建設,但內地同胞太熟悉了,一講「釣魚工程」,就可以輕而易舉的一口氣說出很多例子。只要到「百度一下」,都會得到詳盡的解釋:「所謂的釣魚工程是指在決策階段被描述為造價很低、見效很快,但在實際建設過程中,建設單位不斷變更資金預算,迫使投資部門不斷追加投資,最終決算超預算、預算超概算、實際造價大大超出原先計劃的那些工程。」

香港的申辦亞運工程會否淪為一個「釣魚工程」,只要看看一連串開支數字的變化就清楚了:

諮詢文件白紙黑字清清楚楚,直接開支是145億,場館開支300多億,合共445億。為應付洶湧的群情,一夜之間,直接開支如變魔術般一下子減至60億。你嫌貴,就搞個「平平地」的亞運,民眾應該接受吧!怎料反對聲音仍然堅挺,建制政黨反對立場繼續「企硬」。

香港運動員在廣州亞運獲得佳績,官員以為民意轉向,悍然宣布申亞正式去馬。就在這關鍵時刻,申亞的開支預算又有一堆新數字曝光:直接開支60億是「現時價格」,計算通漲和物價升幅,13年後「付款當日價格」將高達93.1億。體育場館的開支,也由300多億升至458億。亞運直接與間接的總開支,由445億,暴升至551億。

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現時價格」和「付款當日價格」有差天共地的分別,為何當初諮詢文件一字不提?是今天才猛然醒起,還是企圖蒙混過關,因為追得緊了,只好坦白從寬。

那麼,政府向立法會申請的申亞撥款,準確數目將會是多少?幾位主事官員眾口一詞:60億。但與90億直接開支還差33億,相距50%多,怎麼辦?將來會否追加預算?我在電台訪問民政局副局長許曉暉,得一個難以置信的到答案是:申請撥款還是60億,不夠的,將會尋求贊助,絕不會要求立法會追加撥款。

對外尋求33億贊助?13年後的開支,難以預測,分分鐘遠比這個數目為高,全部都由贊助商埋單找數,你會相信嗎?關愛基金從商界募捐50億到現在還未達一半,又要他們拿幾十億出來贊助亞運?想壞頭腦了吧!

今天,建制派仍然企硬反對,令申亞看起來難以成事,但誰知這幾位尊貴議員是否會來一個華麗的轉身,又或詐肚痛玩失蹤,讓撥款在有驚無險下順利通過。申亞的列車啟動了,萬一不幸成功了,33億的贊助又找不到,458億場館開支又因通漲等因素激增,亞運工程做到一半,缺錢了,官員們理直氣壯來追加撥款,立法會可以拒絕嗎?

除非所有議員言行一致,聯手否決申亞撥款,把危機消滅於萌芽狀態,否則,申亞這項「釣魚工程」,將會成為香港人沒完沒了的噩夢!

2010年12月18日 星期六

20101023扇尾沙錐@塱原

20101212林鷸@塱原




文明和野蠻

(吳志森‧三言堂‧20101218見報)

在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上,委員會主席亞格蘭的演說,雖然溫和直接,沒有矯情沒有挑釁,而是苦口婆心,但有心人聽起來,尤其心中有鬼的,輕則會認為棉裡藏針,忍忍作痛,重則會覺得是擊中要害,會痛得跳將起來。

演說開始不久,亞格蘭將得獎人無法出席頒獎禮的歷史,逐個數出。希特拉治下的納粹德國,被關入監獄的記者兼和平主義者奧西茨基,是和平獎歷史上第一位無法出席頒獎禮,也無親人代領的得獎人,而第二位,就是相隔75年的中國異見者劉曉波。把當年希特拉統治的納粹德國,與今天在國際霸氣迫人肥得漏油的崛起大國相提並論,無論是言者無心,還是聽者有意,不氣得歇斯底里才怪。

1975年得獎的蘇聯著名物理學家沙卡洛夫,被當局禁止離境,只能由夫人代領。屬於蘇聯東歐集團的波蘭,工會領袖華里沙1983年獲獎,也被禁出境,也是由妻子代夫出征。極權如當年的蘇聯波蘭,本人被禁出境,夫人卻可代表丈夫出席,但大國把丈夫投入大牢,索性連妻子也徹底軟禁,完全與外界隔絕音訊,還放話說要到明年一月才稍有鬆動。我們這個大國,真的脆弱得比當年的蘇聯波蘭還不如嗎?

不能出席頒獎禮的,還有1991年得獎的緬甸民運領袖昂山素姬,獨裁的軍政府不是禁止她出國,而是要她出去後就永遠不要再回到自己的祖國。和平獎只好由兩個兒子代領,還在典禮上發表了感人肺腑的感言。

然後,又提到伊朗的伊巴迪,她是一位律師和人權活動者,2003年獲頒和平獎,雖然伊朗政府反應激烈,但當局卻沒有禁止伊巴迪出國領獎,伊朗駐挪威大使也有出席頒獎禮。幾年後,伊朗當局竟然強制沒收伊巴迪的諾貝爾和平獎。亞格蘭想用伊朗來跟大國比較甚麼?

原來南非是獲得和平獎最多的國家,共三次。1960年民族英雄盧圖利、1984大主教杜圖相繼獲獎,都引起了南非種族隔離政權暴跳如雷。直到曼德拉和德克勒克,結束臭名昭著的種族隔離制度,為南非的民主政權奠下穩固的基礎,聯手得到1993年的和平獎,才終於博得了雷鳴般的掌聲。

和平獎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政權的文明和野蠻。

2010年12月15日 星期三

空椅子

(吳志森‧三言堂‧20101216見報)

一張空椅子,搞得統治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的北京政府,進入歇斯底里狀態。

就在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主席亞格蘭把獎狀和獎牌放在預早安排空椅上子的當兒,成千上萬翻牆觀看頒獎禮的中國網民,無法表達激動的感情,唯有把各種款式的空椅子,上載到他們的網頁、微博,或把頭像改成空凳,又或沒有前文後理的只寫上「祝賀」、「致敬」等字眼。

網民的集體行為,沒有領頭人,沒有事前張揚,沒有任何暗號,但成為了一場無聲無息但聲勢浩大的網上示威行動。

負責審查的小秘書們,加班加點,疲於奔命。諾貝爾、和平獎等無一逃得過威力龐大的防火長城,劉曉波、劉小波、劉曉X這些過於明顯的敏感詞統統第一時間濾掉。

網絡審查員更是與時並進,緊趕網民的節奏,空凳子空椅子更立時變成最新興的敏感詞,全部被擋。看圖不作聲已經失效,古今中外的空凳圖片,差不多無一漏網,發不出去,僥倖逃過的,也難逃最後被處死的厄運。

外人難以想像中國的言論審查系統如何運作?規模多大?但每次出現今天這種遭遇戰,都使人驚嘆中國防火長城的威力是如此驚人,單靠機器肯定無法執行,需要多少人手,又保證不走漏眼,究竟是一種甚麼樣的運作方式?

「造反」網民的流量實在太大了,審查員應付不過來,今次出新招。首先盯上頑劣的網民,把要發出的訊息,無論真的是要過濾的敏感詞,還是一些無意義無厘頭的符號,都一律先扣下,不讓第一時間發放。

我是有幸在微博被盯上的博友,甚麼訊息都幾乎發不出去。這只是警告,如果再不聽話,網頁都失蹤了,只剩下「你當前使用的IP地址或者帳號由於違反了新浪微博的安全檢測規則,暫時禁止訪問。」真是一了百了。甚麼「安全檢測規則」,只能心知肚明,只是「暫時禁止訪問」,誰知道!

網民都不是省油的燈,張良計鬥過牆梯早已是常態了。最搞笑是網上徵文「我最崇拜的人姓劉」:三十多歲就帶領人們反暴政----他叫劉邦;他得過很多香港台灣和境外的大獎----他叫劉德華;他受盡苦難,精神永存----他叫劉翔。要刪,能刪得了多少!

2010年12月14日 星期二

官僚決策,一波比一波不堪

(吳志森‧蘋果論壇‧20101215見報)

還記得兩年前的生果金事件嗎?特首曾蔭權發表施政報告,提出將俗稱高齡津貼的生果金,一律提高至一千元,但要引入資產審查。建議一出,民情輿論炸翻了鍋,一面倒指摘曾班子這個餿主義,是刻薄老人,徹底扭曲生果金回饋長者對社會貢獻的初衷。在極大壓力下,曾蔭權「死死氣」收回成命,但卻怒氣難忍,抛下一句「理性的政策討論被整個感性的反應統統蓋過」,草草收場。

津貼細節荒謬愚蠢

這宗醜事,是曾班子的決策水平低下的典型案例,既非空前,當然也不會絕後。記憶未退,話音未落,原來真的陸續有來。新版本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幾乎可以肯定,會成為生果金事件的翻版。

運輸部門無法管得住公共運輸專利公司,為了舒緩民怨,政府採納了扶貧委員會的建議,用現金津貼補貼日益高昂的交通費。最初只限偏遠地區而又要跨區工作的居民,後來又取消跨區的限制,只要符合入息和資產的規定,即可領取六百元的交通貼,為期一年。

新版本取消了時限,成為了常設的津貼,而且不限偏遠地區,全港十八區低收入基層市民,無論是否跨區工作,均可適用。兩項改良都算從善如流,值得肯定。

但新版本荒謬的細節,卻令人冒火千丈。一人家庭入息上限為月薪六千五百元﹝扣除強積金後計算﹞,最低工資時薪二十八元,一天工作八小時還未超過,但九小時已經到邊緣,工作十小時就一定喪失交通津貼的資格了。我的「烽煙」節目收到不少聽眾來電,有打工仔要求老闆削減幾十元工資,以符合六百元交通津貼資格,簡直是香港悲歌。

新版交通津貼的最大敗筆,是由原本的個人申請,變為以家庭為單位。二人家庭的入息上限是八千五百元。如果兩夫婦工作,拿的都是最低工資,八小時工作月入五千八百二十四元,舊版本每人都合資格取得六百元津貼,新版本呢,夫婦二人就突然喪失合共一千二百元。

三人家庭的入息上限是一萬二千元,夫婦二人以最低工資每天工作九小時,月入共一萬三千一百零四,對不起,超出資格!

生活在天堂的高官們,都以為三人家庭一定只有夫婦二人再加在學一名未成年子女,如果兒子或女兒已成年,出來工作但收入極低,三人都分別只得六千五百元收入,用舊版本計算,整個家庭同時符合資格。但在新制度下,家庭收入已超出入息上限的規定,三人同時失去申請資格,一千八百元交通津貼轉眼泡湯。對貧窮家庭來說,這是何等重要的數目!

不肯面對貧窮問題

用交通津貼的名目補貼貧困家庭,但卻不肯真正面對香港的貧窮問題,這種小修小補,如果真的能舒緩他們的困境於一時,也無可厚非,不應苛責。但官僚的腦袋卻異於常人,新版本的交通津貼,是希望多一些人受益,還是企圖節省金錢?是想舒緩矛盾,還是想激化民怨?主觀願望是提高政府聲譽,但客觀效果卻令曾班子民望插水。生果金如是,外傭稅如是,慳電膽如是,交通津貼也如是,人們不禁要問,官僚的決策水平,為何一波比一波不堪?

特區政府內部存在一個龐大的腐敗集團?

(吳志森‧明報論壇‧20101214見報)

一個不熟悉香港的外地人,讀了梁展文事件的調查報告,以為特區政府內部存在著一個龐大的腐敗集團,成員包括高級公務員和問責官員,綿密網絡,根深葉茂,互相掩護,目的是把前同僚,通過合法的方式,保送到大財團任職,確保高薪厚祿,黃金時期搵真銀。今天,他們讓前高官輕易過關,他朝自己也會得到相同的優待。若不知情識趣阻人發達,就會:今日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

 當然,到目前為止,所有指控,都找不到丁點兒證據,但即使熟悉本地運作的香港人,疑雲重重,多個斗大的問號始終無法解開。

 梁展文申請過完一關又一關

 紅灣半島事件當年明明鬧得炸開了鍋,成為多天A1頭條,時為常任秘書長的梁展文是身負重任的主事官員,賤賣紅灣也成為最嚴重的指控之一。為何被調查委員會點名指摘的6名高官,包括在官場混咗幾十年的精英政務官,竟然在關鍵時刻集體失憶,完全記不起「賤賣紅灣」——「梁展文」——「新世界」之間有何關係?即使政策局的同事提醒:會否有利益衝突影響市民對政府觀感?主事官員為何還是無動於中聽而不聞?

 五大高官齊齊開閘放人,梁展文的申請過完一關又一關,最後文件放到俞宗怡局長案頭,不到24小時,她就簽名批核。如果不是輿論鬧翻了天,梁先生的一年300萬高薪早已袋袋平安。下一位高官,也可以照辦煮碗,無驚無險,輕鬆過關。人們不禁要問,如果特區政府內部沒有這樣的一個腐敗集團,這種稀奇古怪匪夷所思違反常理的事,可以發生嗎?

 我們看看調查報告對有關官員的結論。公務員常任秘書長黃灝玄:任政務主任 26年,欠缺應有責任感和警覺性,嚴重疏忽,深表遺憾。公務員事務局長俞宗怡:政治敏感不足,未能掌握民情,判斷嚴重失誤,令政府聲譽受損,深表遺憾。立法會指摘高官失職,用詞不可謂不嚴厲,的確句句「攞命」。高級公務員處事「欠缺應有責任感、嚴重疏忽」,他還能坐在這個位置上嗎?問責局長「判斷嚴重失誤,令政府聲譽受損」,在任何一個民主社會,還能不鞠躬下台以謝天下嗎?

 公義不彰 市民會收貨嗎?

 偏偏香港這種問責制就是這樣與別不同。局長兩度道歉了,行政長官說她已承認不足了,提都沒有提到有任何懲處。專責小組的立法會議員也幾乎異口同聲:俞局長是個好官,犯的錯也罪不至死。就這樣雷聲大雨點小,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犯錯的公務員和問責局長,絲毫無損,輕易過關,繼續好官我自為之。

 高官有懲處機制,局長犯錯要問責下台,明明白白寫在政府的文件裏,但行政長官避而不談,立法會議員協助縱容包庇,刑不上士大夫,公義得不到彰顯,市民會收貨嗎?公務員會服氣嗎?

2010年12月13日 星期一

公道自在人心

(吳志森‧三言堂‧20101212見報)

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相信不少人會像我一樣,即使沒有熱淚盈眶,也禁不住內心翻騰。女高音歌唱家獻唱挪威名曲《Solveig’s song》「我知道你會回來」,委婉動人。和平獎委員會主席亞格蘭近半小時的演講,言詞懇切。美籍華裔小提琴家張萬鈞的《茉莉花》《彩雲追月》《愛的禮讚》,如泣如訴。挪威著名女演員兼導演莉芙烏曼演譯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感人肺腑。最後,由天真爛漫的挪威兒童合唱團,替典禮作結,撥開深沉凝重的空氣,注入了朝陽和希望。

我重頭再讀一次委員會主席亞格蘭的發言,溫和而直接,沒有矯情,沒有挑釁,有的,只是苦口婆心,如果你心平氣和,不存偏見的話。

我建議讀者在網上搜尋,詳閱全文,也建議學校的公民教育老師,找原文給同學細讀。容我引述我認為最有說服力的幾段:

「從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有著 13億人口的中國肩負着人權的命運。如果中國能夠建立起一種徹底保障公民權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將會對世界產生深遠的積極影響。否則,就可能面臨社會和經濟危機四起的險惡局勢,從而產生危及整個世界的消極後果。」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要繼續保持快速的經濟增長,就需要有研究自由、思想自由和辯論自由作為前提條件。此外,沒有言論自由,腐敗、官權驕縱和惡治就會滋長蔓延。任何一種官權體制都必須要通過民主監督、自由的媒體和公民的批評權來加以制衡。」

「在不同程度上實施獨裁體制的國家,可以在較長階段保持高速的經濟增長,但世界上幾乎所有最富庶的國家都是民主國家這一事實並非偶然。民主能夠調動更多的人力和技術資源。」

「在國際社會中的新地位,也意味着中國必須承擔更大的責任。中國必須做好準備接受批評,並將此視為一種積極的輸入,一種改進的機遇。所有權力大國和掌控大權者都必須抱有這樣的態度。」


演說完了,亞蘭格把寫著LXB的獎狀和獎牌放在預備好的空椅子上,此情此景,忍不住激動的淚水。公道自在人心,一張空椅子的威力,抵得住大國崛起宣傳機器的千軍萬馬!

2010年12月11日 星期六

《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

劉曉波(2009年12月23日)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書生涯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台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份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的文章與著作,經常受邀去各地演講,還應歐美國家之邀出國做訪問學者。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台,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二十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監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員警,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眾所周知,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於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迸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敵人意識”的淡化。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著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著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標誌著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

這些宏觀方面的進步,也能從我被捕以來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

儘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裏,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從監視居住處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簡稱“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時間裡,我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呆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體設施和軟體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一言一行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起床睡覺的音樂中,這種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著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政治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今天,我妻子無法到庭旁聽,但我還是要對你說,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這麼多年來,在我的無自由的生活中,我們的愛飽含著外在環境所強加的苦澀,但回味起來依然無窮。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耳蝸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著明天。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裡,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裡,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裡,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裡,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

為餞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謝謝各位!

At the award Ceremony on Friday, 10, Dec 2010, Nobel Peace Prize winner Liu Xiaobo was not present to collect his prize, but one of his writings "I Have No Enemies: My Final Statement" was read by Liv Ullman.

In the course of my life,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June 1989 was the major turning point. Up to that point, I was a member of the first class to enter university whe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s were reinstated follow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lass of ''77). From BA to MA and on to PhD, my academic career was all smooth sailing. Upon receiving my degrees, I stayed on to teach at Beijing NormalUniversity. As a teacher, I was well received by the students. At the same time, I was a public intellectual, writing articles and books that created quite a stir during the 1980s, frequently receiving invitations to give talks around the country, and going abroad as a visiting scholar upon invitation from Europe and America. What I demanded of myself was this: whether as a person or as a writer, I would lead a life of honesty, responsibility, and dignity. After that, because I had returned from the U.S. to take part in the 1989 Movement, I was thrown into prison for "the crime of counter‑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and incitement." I also lost my beloved lectern and could no longer publish essays or give talks in China. Merely for publishing different political views and taking part in a peaceful democracy movement, a teacher lost his lectern, a writer lost his right to publish, and a public intellectual lost the opportunity to give talks publicly. This is a tragedy, both for me personally and for a China that has already seen thi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When I think about it, my most dramatic experiences after June Fourth have been, surprisingly, associated with courts: My two opportunities to address the public have both been provided by trial sessions at the Beijing Municipal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once in January 1991, and again today. Although the crimes I have been charged with on the

Twenty years have passed, but the ghosts of June Fourth have not yet been laid to rest. Upon release from Qincheng Prison in 1991, I, who had been led onto the path of political dissent by the psychological chains of June Fourth, lost the right to speak publicly in my own country and could only speak through the foreign media. Because of this, I was subjected to year‑round monitoring, kept under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May 1995 to January 1996) and sent to Reeducation‑Through‑Labor (October 1996 to October 1999). And now I have been once again shoved into the dock by the enemy mentality of the regime. But I still want to say to this regime, which is depriving me of my freedom, that I stand by the convictions I expressed in my "June Second Hunger Strike Declaration" twenty years ago ‑ I have no enemies and no hatred. None of the police who monitored, arrested, and interrogated me, none of the prosecutors who indicted me, and none of the judges who judged me are my enemies. Although there is no way I can accept your monitoring, arrests, indictments, and verdicts, I respect your professions and your integrity, including those of the two prosecutors, Zhang Rongge and Pan Xueqing, who are now bringing charges against me on behalf of the prosecution. During interrogation on December 3, I could sense your respect and your good faith.

Hatred can rot away at a person's intelligence and conscience. Enemy mentality will poison the spirit of a nation, incite cruel mortal struggles, destroy a society's tolerance and humanity, and hinder a nation's progress toward freedom and democracy. That is why I hope to be able to transcend my personal experiences as i look upon our nation's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to counter the regime's hostility with utmost goodwill, and to dispel hatred with love.

Everyone knows that it w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at brought about our country's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In my view, Reform and Opening Up began with the abandonment of the "using class struggle as guiding principle" government policy of the Mao era and, in its place, a commitment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harmony. The process of abandoning the "philosophy of struggle" was also a process of gradual weakening of the enemy mentality and elimination of the psychology of hatred, and a process of squeezing out the "wolf's milk" that had seeped into human nature. It was this process that provided a relaxed climate, at home and abroad, for Reform and Opening Up, gentle and humane grounds for restoring mutual affection among people and peaceful coexistence among those with different interests and values, thereby providing encouragement in keeping with humanity for the bursting forth of creativity and the restoration of compassion among our countrymen. One could say that relinquishing the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revisionist" stance in foreign relations and "class struggle" at home has been the basic premise that has enabled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continue to this very day. The market trend in the economy,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ulture, and the gradual shift in social order toward the rule of law have all benefitted from the weakening of the "enemy mentality." Even in the political arena, where progress is slowest, the weakening of the enemy mentality has led to an ever‑growing tolerance for social pluralism on the part of the regime and substantial decrease in the force of persecution of political dissidents, and the official designation of the 1989 Movement has also been changed from "turmoil and riot" to "political disturbance." The weakening of the enemy mentality has paved the way for the regime to gradually accept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rights. In [1997 and] 1998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de a commitment to sign two major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venants, signaling China's acceptance of universal human rights standards. In 2004,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amended the Constitution, writing into the Constitution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state respects and guarantees human rights," signaling that human rights have already become one of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China's rule of law. At the same time, the current regime puts forth the ideas of "putting people first" and "Crea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signaling progress in the CPC's concept of rule.

I have also been able to feel this progress on the macro level through my own personal experience since my arrest.

Although I continue to maintain that I am innocent and that the charges against me are unconstitutional, during the one plus year since I have lost my freedom, I have been locked up at two different locations and gone through four pretrial police interrogators, three prosecutors, and two judges, but in handling my case, they have not been disrespectful, overstepped time limitations, or tried to force a confession. Their manner has been moderate and reasonable; moreover, they have often shown goodwill. On June 23, I was moved from a location where I was kept under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to the Beijing Municipal Public Security Bureau's No. 1 Detention Center, known as "Beikan." During my six months at Beikan, I saw improvements in prison management.

In 1996, I spent time at the old Beikan (located at Banbuqiao). Compared to the old Beikan of more than a decade ago, the present Beikan is a huge improvement, both in terms of the "hard­ware" ‑ the facilities ‑ and the "software" ‑ the management. In particular, the humane management pioneered by the new Beikan, based on respect for the rights an integrity of detainees, has brought flexible management to bear on every aspect of the behavior of the correctional staff, and has found expression in the "comforting broadcasts," Repentance magazine, and music before meals, on waking and at bedtime. This style of management allows detainees to experience a sense of dignity and warmth, and stirs their consciousness in maintaining prison order and opposing the bullies among inmates. Not only has it provided a humane living environment for detainees, it has also greatly improved the environment for their litigation to take place and their state of mind. I've had close contact with correctional officer Liu Zheng, who has been in charge of me in my cell, and his respect and care for detainees could be seen in every detail of his work, permeating his every word and deed, and giving one a warm feeling. It was perhaps my good fortune to have gotten to know this sincere, honest, conscien­tious, and kind correctional officer during my time at Beikan.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of such convictions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that I firmly believe that China's political progress will not stop, and I, filled with optimism, look forward to the advent of a future free China. For there is no force that can put an end to the human quest for freedom, and China will in the end become.a nation ruled by law, where human rights reign supreme. I also hope that this sort of progress can be reflected in this trial as I await the impartial ruling of the
collegial bench ‑ a ruling that will withstand the test of history.

If I may be permitted to say so, the most fortunate experience of these past twenty years has been the selfless love I have received from my wife, Liu Xia. She could not be present as an observer in court today, but I still want to say to you, my dear, that I firmly believe your love for me will remain the same as it has always been. Throughout all these years that I have lived without freedom, our love was full of bitterness imposed by outside circumstances, but as I savor its aftertaste, it remains boundless. I am serving my sentence in a tangible prison, while you wait in the intangible prison of the heart. Your love is the sunlight that leaps over high walls and penetrates the iron bars of my prison window, stroking every inch of my skin, warming every cell of my body, allowing me to always keep peace, openness, and brightness in my heart, and filling every minute of my time in prison with meaning. My love for you, on the other hand, is so full of remorse and regret that it at times makes me stagger under its weight. I am an insensate stone in the wilderness, whipped by fierce wind and torrential rain, so cold that no one dares touch me. But my love is solid and sharp, capable of piercing through any obstacle. Even if I were crushed into powder, I would still use my ashes to embrace you.

My dear, with your love I can calmly face my impending trial, having no regrets about the choices I've made and optimistically awaiting tomorrow. I look forward to [the day] when my country is a land with freedom of expression, where the speech of every citizen will be treated equally well; where different values, ideas, beliefs, and political views ... can both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and peacefully coexist; where both majority and minority views will be equally guaranteed, and where the political views that differ from those currently in power, in particular, will be fully respected and protected; where all political views will spread out under the sun for people to choose from, where every citizen can state political views without fear, and where no one can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suffer political persecution for voicing divergent political views. I hope that I will be the last victim of China's endless literary inquisitions and that from now on no one will be incriminated because of speech.

Freedom of express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source of humanity, and the mother of truth. To strangle freedom of speech is to trample on human rights, stifle humanity, and suppress truth.

In order to exercise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conferred by the Constitution, one should fulfill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a Chinese citizen. There is nothing criminal in anything I have done. [But] if charges are brought against me because of this, I have no complaints.

Thank you, everyone.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主席亞格蘭演辭全文

2010年12月10日 挪威奧斯陸

國王和皇后陛下、閣下們、女士們、先生們,

「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決定,授予劉曉波 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以表彰他為爭取和維護中國基本人權所進行的長期的、非暴力的努力。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一向的觀點是,人權與和平之間有着緊密的聯繫。人權是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在其遺囑中所提出的『各國間友愛』的先決條件。」

我剛才所讀的,是今年 10月 8日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頒獎公告的第一段。

我們深感遺憾的是,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正被隔離監禁在中國東北部的一個監獄裏,不能親自出席今天的儀式。他的妻子劉霞或其他親屬也不能前來。因此,今天我們不會頒發和平獎的獎章和證書。

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授予劉曉波這項獎是必要的、應該的。我們對他榮獲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表示衷心祝賀。

歷史上,曾經有多位和平獎得主無法親自出席頒獎儀式。事實上,最有歷史意義和最具榮譽的幾項和平獎中,就有好幾項在頒發時都發生了這樣的情況。也有很多次,雖然獲獎者得以前來,卻遭到了本國政府的強烈譴責。

1935年委員會將和平獎授予卡爾.馮.奧西茨基時,就引起了軒然大波。希特勒(希特拉)暴跳如雷,禁止任何一個德國人前來接受任何一項諾貝爾獎。挪威的哈康國王沒有出席頒獎儀式。奧西茨基也未成行,並在一年多之後去世。

安德列.薩哈羅夫 1975年得獎時,也是激起了驚濤駭浪。他也沒有能夠親自前來領獎,而是由其夫人代為出席。 1983年和平獎得主列赫.瓦文薩(華里沙)也經歷了同樣的境遇。昂山素季(昂山素姬) 1991年獲獎令緬甸政府惱怒不堪,她也沒能親臨奧斯陸領獎。

2003年,希爾琳.艾芭迪(伊巴迪)在榮獲和平獎之後來到挪威。儘管伊朗政府做出了種種消極反應,伊朗駐挪威大使卻出席了頒獎儀式。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曾向南非人士頒發過四項和平獎。所有四位得主都親臨奧斯陸。但 1960年亞伯特.盧圖利和 1984年圖圖(杜圖)主教的獲獎,都引起了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的強烈不滿,直到 1993年納爾遜.曼德拉和戴克拉克(德克勒克)榮獲和平獎,才終於博得了雷鳴般的掌聲。

頒發以上這幾項和平獎的目的,當然絕對不是為了侮辱任何人或任何國家。委員會的意圖是通過頒獎,來凸顯人權、民主與和平之間的關係。同樣重要的是,我們要提醒世人,當今世界大部份地區民眾所享有的權利,是有人不畏個人得失而奮鬥和努力的成果。

他們是為了民眾的利益而無畏奮鬥的,這就是為甚麼劉曉波值得我們的支持。

雖然本委員會的成員從來沒有與劉曉波見過面,我們卻感到很瞭解他。我們密切地關注和審視他已經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了。

劉曉波於 1955年 12月 28日出生在中國吉林省長春市。他在吉林大學獲得文學學士後,於北京師範大學獲碩士和博士學位,並留該校任教。他曾在奧斯陸大學、夏威夷大學和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擔任訪問學者。

1989 年,他回國參加正在興起的民主運動。 6月 2日,他和幾位朋友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抗議政府的戒嚴。他們發佈了由劉曉波起草的包含六點的民主宣言,反對獨裁、提倡民主。劉曉波不贊同學生與政府之間發生正面衝突,試圖用一種和平的方式,來解決雙方之間的緊張對峙局勢。早在那時,非暴力就成為他民主理念中的一個核心因素。 6月 4日,他和朋友們勸說學生撤退,以避免他們與軍隊的直接衝突。他沒有能夠完全扭轉局勢。很多人喪失了生命,大多數是在天安門廣場之外。

劉曉波告訴自己的妻子,要把今年的和平獎獻給「六四亡靈」。我們完全遵從他的意願。

劉曉波曾經說:「非暴力反抗的偉大之處在於,當人類必須面對被強加的暴政及其苦難時,居然是受害者用愛面對恨,以寬容面對偏見,以謙卑面對傲慢,以尊嚴面對羞辱,以理性面對狂暴。」

天安門事件成了劉曉波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

1996 年,劉曉波以「造謠、誹謗」為由被勞動教養三年。他在 2003年到 2007年間擔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書寫了將近 800篇文章,其中 499篇寫於 2005年之後。他是《零八憲章》的起草人之一,而《零八憲章》是在 2008年 12月 10日發表的。正如憲章的引言所述, 2008年是「中國立憲百年,《世界人權宣言》公佈 60周年,「民主牆」誕生 30周年,中國政府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10周年」。《零八憲章》呼籲保護基本人權,發表後已經有幾千名國內外人士先後在上面簽名。

2009年 12月 25日,劉曉波因判決書中所稱的「煽動他人推翻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而構成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獲刑 11年,被剝奪政治權利兩年。劉曉波自始至終都堅稱,這項判決既違反了中國憲法,也與基本人權的原則相悖。

在中國有不少持政治異見者,他們對很多問題持有與政府不同的觀點。劉曉波所獲的嚴刑,使他不再僅僅是人權運動的一個重要代言人,幾乎一夜之間,他就成了中國人權運動的民族和國際象徵。

國王和皇后陛下、女士們、先生們,

在冷戰期間,人們對和平與人權之間的關係一直是眾說紛紜、爭執不休。冷戰結束後,和平研究者和政治學家們卻幾乎無一例外地強調了這種關係的緊密。這可能是至今為止他們所做出的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發現之一。民主政權會向獨裁政權宣戰,並且確實發動過殖民戰爭,但歷史上恐怕找不出任何的一個民主政權向另一個民主政權發起戰爭的實例。

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在其遺囑中所提出的更深層的「各國間兄弟般的友情」,即真正實現和平的先決條件,在沒有人權和民主的前提下是無法建立的。

世界歷史上,幾乎沒有任何其他大國,曾經像中國那樣,在如此長一段時間內取得了如此迅猛的發展。從 1978年起,中國連年保持着 10%甚至更高的增長速度。幾年前,中國的生產總值超過了德國,今年又超過了日本。由此,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躍居世界第二。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仍然比中國高出三倍,但中國在繼續前進,而美國卻面臨着重重困難。

經濟發展的成果使幾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在促進減少世界貧困人口的努力中,中國的重要貢獻不可磨滅。
從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有着 13億人口的中國肩負着人權的命運。如果中國能夠建立起一種徹底保障公民權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將會對世界產生深遠的積極影響。否則,就可能面臨社會和經濟危機四起的險惡局勢,從而產生危及整個世界的消極後果。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要繼續保持快速的經濟增長,就需要有研究自由、思想自由和辯論自由作為前提條件。此外,沒有言論自由,腐敗、官權驕縱和惡治就會滋長蔓延。任何一種官權體制都必須要通過民主監督、自由的媒體和公民的批評權來加以制衡。

在不同程度上實施獨裁體制的國家,可以在較長階段保持高速的經濟增長,但世界上幾乎所有最富庶的國家都是民主國家這一事實並非偶然。民主能夠調動更多的人力和技術資源。

在國際社會中的新地位,也意味着中國必須承擔更大的責任。中國必須做好準備接受批評,並將此視為一種積極的輸入,一種改進的機遇。所有權力大國和掌控大權者都必須抱有這樣的態度。我們對美國在各個時代的角色都持有自己的看法。友邦和盟國都曾經因為越南戰爭和黑人無法充份享有公民權利而批評過美國。 1964年馬丁.路德.金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很多美國人對此都頗有貶詞。但事後看來,正是由於非裔美國人群獲得了應有的公民權利,美國才變得更為強大。

很多人可能會問,今日中國處處顯示出強大的實力,那麼,一個公民因為對國家治理表達了自己的觀點而被監禁 11年,這是否恰恰顯示出了中國的弱點所在。

這種弱點在劉曉波一案判決書中暴露無遺。判決書中強調說,影響尤其惡劣的是,他在互聯網上發佈自己的文章。但是,畏懼技術進步的人,最該畏懼的其實就是未來。資訊技術不會消亡,它只會進一步地開放社會。正如俄羅斯總統德米特裏.梅德韋傑夫在對杜馬的演講裏所說的那樣,「新的信息技術給了我們與世界相聯繫的可能。即使統治階級對此抱敵視態度,世界和社會也會變得越來越開放。」

梅德韋傑夫在說這席話時,針對的無疑是前蘇聯。強迫和管制民意,阻礙了這個國家參與上世紀七十和八十年代的技術革命。整個專制體系最終崩潰。如果能夠在早期就與安德烈.薩克羅夫這樣的人士開展對話,前蘇聯肯定會受益匪淺。

國王和皇后陛下、女士們、先生們,

今天,一個民族國家或民族國家中的多數人群體都不具有無限的權力。人權約束了民族國家及其多數人群體的行為。這項原則必須適用於所有加入了《世界人權宣言》的聯合國的成員國。中國簽署甚至批准了聯合國和國際勞工組織的多項主要國際人權公約。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還接受了 WTO的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

中國的憲法保障最基本的人權。《中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條的第一句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

劉曉波正是踐行了他的公民權利。他的所做所為無錯、無罪,因此他必須獲得釋放!

近 100到 150年以來,人權與民主在世界上的地位日益鞏固,和平也隨之而來。對此,歐洲的近代史就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佐證,因為歐洲曾經歷過多次戰爭的蹂躪,歐洲的殖民政府也曾經頻頻挑起過世界各地的戰爭。而今天,歐洲基本上可以稱為是「和平」之洲。二戰後非殖民化的進程,使一系列國家,首先是在亞洲,然後是在非洲,獲得了自治和尊重基本人權的可能性。以印度為首的很多國家掌控住了這個機遇。最近十年以來,我們還目睹了拉丁美洲、中歐和東歐民主化進程的推進。很多穆斯林國家,例如土耳其、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也在向着同樣的方向發展。很多其他國家也即將改變其政治體系封閉的現狀。

中國的人權活動家們所捍衞的是國際秩序和國際社會的主流。如此看來,他們不是甚麼異見分子,他們所代表的是今日世界的主要潮流。

劉曉波否認對中國共產黨的批評等同於對中國和中華民族的侮辱。他堅稱,共產黨「即便是執政黨,也不能等同於國家,更不能等同於民族及其文化。」中國的變革需要時間,漫長的時間,政治改革將會也應當以像劉曉波所描述的「漸進、和平、有序、可控」的方式進行。中國在歷史上做過太多次革命和改良的嘗試,結果造成的卻是混亂。但正如劉曉波所寫的:「社會已經發生了走向多元化的巨大變化,官權已經無法完全操控整個社會」。因此,他說:「無論政權及其制度的力量有多麼強大,每個個體也要……力爭過一種有尊嚴的誠實生活。」

中國政府對本年度和平獎頒獎結果的反應是,這是對中國的侮辱,還對劉曉波做出了極其消極的評價。

歷史上有過政治領袖試圖借助民族自豪感醜化持政治異見人士的諸多例子。這些異見分子轉身便成了外國間諜。有時,這種指控還打着民主和自由的旗號,但後果幾乎無一例外是可悲的。

這種非此即彼的推理方式,還在反恐怖主義鬥爭的言辭中有着異曲同工的體現:「你要麼是我的朋友,不然就是我的敵人。」酷刑和未經審判的監禁等非民主手段,也以自由的名義被加以濫用。這樣的說法和做法就更加劇了世界的兩極分化,並削弱了反恐鬥爭。

雖然面臨着多年的囹圄生活,劉曉波仍然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在 2009年 12月 23日法庭上所做的最後陳述中,他說:「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

艾薩克.牛頓曾經說過:「如果說我能看得更遠一些,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當我們在今天能夠看得更遠一些,那是因為我們站在了古往今來的眾多先人的肩膀上,是他們無私無畏地堅持着自己的信仰,從而為我們爭得了自由。

因此,在當今社會不少人忙於數點鈔票,很多國家只顧及眼前的本國民族利益或對劉曉波的倡議和努力置若罔聞時,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再一次決定,通過和平獎的頒發,來支援為全人類利益而奮鬥的人們。

我們向劉曉波榮獲 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表示由衷的祝賀。他的觀點最終會使中國變得更為強大。我們祝福他、祝福中國未來一切順利。

Your Majesties, Excellenc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decided to award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10 to Liu Xiaobo for his long and non-violent struggle for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in China.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long believed that there is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human rights and peace. Such rights are a prerequisite for the "fraternity between nations" of which Alfred Nobel wrote in his will."This was the first paragraph of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s announcement on the 8th of October of the award of this year's Peace Prize.

We regret that the Laureate is not present here today. He is in isolation in a prison in north-east China. Nor can the Laureate's wife Liu Xia or his closest relatives be here with us. No medal or diploma will therefore be presented here today.

This fact alone shows that the award was necessary and appropriate. We congratulate Liu Xiaobo on this year's Peace Prize.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previous occasions when the Laureate has been prevented from attending. This has in fact been the case with several awards which have proved in the light of history to have been most significant and honourable. Even when the Laureate has come, he or she has several times been severely condemned by the authorities of his or her own country.
There was a great deal of trouble in 1935, when the Committee gave the award to Carl von Ossietzky. Hitler was furious, and prohibited all Germans from accepting any Nobel Prize. King Haakon did not attend the ceremony. Ossietzky did not come to Oslo, and died a little over a year later. There was considerable outrage in Moscow when Andrej Sakharov received his Prize in 1975. He, too, was prevented from receiving the award in person. He sent his wife. The same thing happened to Lech Walesa in 1983. The Burmese authorities were furious when Aung San Suu Kyi received the Peace Prize in 1991. Once again, the Laureate could not come to Oslo.
In 2003, Shirin Ebadi receiv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She came. Much could be said of the reaction of the Iranian authorities, but the Iranian Ambassador did in fact attend the ceremony.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given four Prizes to South Africa. All the Laureates came to Oslo, but the awards to Albert Lutuli in 1960 and to Desmond Tutu in 1984 provoked great outrage in the apartheid regime in South Africa, before the applause broke out thanks to the awards to Nelson Mandela and F.W. de Klerk in 1993.

The point of these awards has of course never been to offend anyone. The Nobel Committee's intention has been to say someth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rights, democracy and peace. And it has been important to remind the world that the rights so widely enjoyed today were fought for and won by persons who took great risks.

They did so for others. That is why Liu Xiaobo deserves our support. Although none of the Committee's members have ever met Liu, we feel that we know him. We have studied him closely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Liu was born on the 28th of December 1955 in Changchun in China's Jilin province. He took a Bachelor's degree in literature at Jilin University, and a Master's degree and a PhD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where he also taught. Stays abroad included visits to Oslo, Hawaii,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In 1989 he returned home to take part in the dawning democracy movement. On the 2nd of June he and some friends started a hunger strike on Tiananmen Square to protest against thestate of emergency that had been declared. They issued a six-point democratic manifesto,written by Liu, opposing dictatorship and in favour of democracy. Liu was opposed to anyphysical struggle against the authorities on the part of the students; he tried to find a peacefulsolution to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students and the government. Non-violence was alreadyfiguring prominently in his message. On the 4th of June he and his friends tried to prevent aclash between the army and the students. He was only partially successful. Many lives were lost, most of them outside Tiananmen Square.Liu has told his wife that he would like this year's Peace Prize to be dedicated to "the lost souls from the 4th of June." It is a pleasure for us to fulfil his wish.Liu has said that "The greatness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is that even as man is faced with forceful tyranny and the resulting suffering, the victim responds to hate with love, to prejudice with tolerance, to arrogance with humility, to humiliation with dignity, and to violence with reason."

Tiananmen became a turning-point in Liu's life.

In 1996, Liu was sentenced to three years in a labour camp for "rumour-mongering and slander." He was president of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PEN-centre from 2003 to 2007. Liu has written nearly 800 essays, 499 of them since 2005. He was one of the chief architects behind Charter 08, which was made known on the 10th of December 2008, which was, in the words of the document's Preambl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one 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first Constitution,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the Democracy Wall, and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signa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Charter 08 defends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nd has in due course been signed by several thousand persons both in China itself and abroad.

On the 25th of December 2009, Liu was sentenced to 11 years' imprisonment and two years' loss of political rights for, in the words of the sentence, "incitement to the overthrow of the state power and socialist system and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Liu has consistently claimed that the sentence violates both China's own constitution and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There are many dissidents in China, and their opinions differ on many points. The severe punishment imposed on Liu made him more than a central spokesman for human rights. Practically overnight, he became the very symbol, both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ly, of the struggle for such rights in China.

Your Majest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peace and human rights were disputed.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however, peace researchers and political scientists have almost without exception underlined how close those connections are. This is, allegedly, one of the most "robust" findings they have arrived at. Democracies may go to war against dictatorships, and have certainly waged colonial wars, but there is, apparently, not a single example of a democracy having gone to war against another democracy.

The deeper "fraternity between nations" which Alfred Nobel mentions in his will, and which is a prerequisite for real peace, can hardly be created without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There are scarcely any examples in world history of a great power achieving such rapid growth over such a long period of time as China. Since 1978, year by year, decade after decade, the country's growth rate has stood at 10 percent or more. A few years ago the country's output was greater than Germany's; this year it exceeded Japan's. China has thus achieved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gross national product. The USA's national product is still three times greater than China's, but while China is continuing its advance, the USA is in serious difficulties.
Economic success has lifted several hundred million Chinese out of poverty. For the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poor people in the world, China must be given the main credit.

We can to a certain degree say that China with its 1.3 billion people is carrying mankind's fate on its shoulders. If the country proves capable of developing a social market economy with full civil rights, this will have a huge favourable impact on the world. If not, there is a danger of social and economic crises arising in the country, with negative consequences for us all.

Historical experience gives us reason to believe that continuing rapid economic growth presupposes opportunities for free research, thinking and debate. And moreover: without freedom of expression, corruption, the abuse of power, and misrule will develop. Every power system must be counterbalanced by popularly elected control, free media, and the right of individual citizens to criticise. More or less authoritarian states may have long periods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but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nearly all the rich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democratic. Democracy mobilises new human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China's new status entails increased responsibility. China must be prepared for criticism and regard it as positive – as an opportunity for improvement. This must be the case wherever there is great power. We have all formed opinions on the role of the USA through the years. Friends and allies criticised the country both for the Vietnam War and for the lack of civil rights for the coloured people. Many Americans were opposed to the award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to Martin Luther King in 1964. Looking back, we can see that the USA grew stronger when the African-American people obtained their rights.

Many will ask whether China's weakness – for all the strength the country is currently showing – is not manifested in the need to imprison a man for eleven years merely for expressing his opinions on how his country should be governed.

This weakness finds clear expression in the sentence on Liu, where it is underlined as especially serious that he spread his opinions on the Internet. But those who fear
technological advances have every reason to fear the futur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not be abolished. It will continue to open societies. As Russia's President Dmitrij Medvedev put it in an address to the Duma: "Th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ives us an opportunity to become connected with the world. The world and society are growing more open even if the ruling class does not like it."

No doubt Medvedev had the fat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mind. Compulsory uniformity and control of thought prevented the country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hich took place in the 1970s and 80s. The system broke down. The country would have stood to gain a great deal more from entering into a dialogue at an early stage with people like Andrej Sakharov.

Your Majest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Today neither the nation-state nor a majority within the nation-state has unlimited authority. Human rights limit what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majority in a nation-state can do. This must apply to all states that are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ho have acceded to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China has signed and even ratified several of the UN's and the ILO's major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on human rights. It is interesting that
China has accepted the supranational conflict-resolving mechanism of the WTO. China's own constitution upholds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rticle 35 of the country's constitution thus lays down that "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njoy freedom of speech, of the press, of assembly, of association, of procession and of demonstration." Article 41 begins by stating that citizens "…have the right to criticise and make suggestions regarding any state organ or functionary."

Liu has exercised his civil rights. He has done nothing wrong. He must therefore be released!
In the past 100 to 150 years,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have gained an ever-stronger position in the world. And with them, peace. This can be clearly seen in Europe, where so many wars were fought, and whose colonial powers started so many wars around the world.

Europe today is on the whole a continent of "peace". Decolonizatio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gave a number of countries, first in Asia and then in Africa, the chance to govern themselves with respect for basic human rights. With India in the lead, many of them seized the opportunity. Over the latest decades, we have seen how democracy has consolidated its posi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Many countries in the Muslim part of the world are treading the same path: Turkey, Indonesia, Malaysia. Several other countries are in the process of opening up their political systems. Th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in China are defend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main trends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Viewed in that light, they are thus not dissidents, bu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ain lines of development in today's world.

Liu denies that criticis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same as offending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 He argues that "Even if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ruling party, it cannot be equated with the country, let alone with the nation and its culture." Changes in China can take time, a very long time: political reforms should, as Liu says, " be gradual, peaceful, orderly and controlled." China has had enough of attempts at revolutionary change. They only lead to chaos. But as Liu also writes, "An enormous transformation towards pluralism in society has already taken place, and official authority is no longer able to fully control the whole society."
However strong the power of the regime may appear to be, every single individual must do his best to live, in his words, "an honest life with dignity."

The answer from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s to claim that this year's Peace Prize humiliates China, and to give very derogatory descriptions of Liu.

History shows many examples of political leaders playing on nationalist feelings and attempting to demonize holders of contrary opinions. They soon become foreign agents. This has sometimes happened 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but almost always with a tragic outcome.
We recognise this in the rhetoric of the struggle against terrorism: "You are either for me or against me." Such undemocratic methods as torture and imprisonment without sentence have been used in the name of freedom. This has led to more polarisation of the world and harmed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Liu Xiaobo is an optimist, despite his many years in prison. In his closing appeal to the court on the 23rd of December 2009, he said: "I, filled with optimism, look forward to the advent of a future free China. For there is no force that can put an end to the human quest for freedom, and China will in the end become a nation ruled by law, where human rights reign supreme."
Isaac Newton once said, "If I have seen further, it is by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When we are able to look ahead today, it is because we are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the many men and women who over the years – often at great risk – have stood up for what they believed in and thus made our freedom possible.

Therefore: while others at this time are counting their money, focussing exclusively on their short-term national interests, or remaining indifferent,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once again chosen to support those who fight – for us all.

We congratulate Liu Xiaobo on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10. His views will in the long run strengthen China. We extend to him and to China our very best wishes for the years ahead.

2010年12月9日 星期四

珍而重之

(吳志森‧三言堂‧20101210見報)

今天,12月10日,是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的日子。

和平獎揭曉前,中國政府派副外長向挪威施壓,千方百計阻撓劉曉波得獎。北歐小國不為所動,劉曉波成為第一個得和平獎的境內中國人。北京政府惱羞成怒,馬上中斷與挪威的交往,停止漁業會談,禁止挪威樂團在中國的演出。不但有失風範,更是失儀失態,不但有失身份,更是洋相出盡,成為國際笑話。

劉曉波得和平獎已無法逆轉,一下步就是全副精神縝密部署對付頒獎禮。中國政府不斷向其他國家施壓,威迫利誘,把出席不出席和平獎頒獎禮,視為與這個肥得漏油的大國敵對還是友好的象徵。在胡蘿蔔與大棒的攻勢下,一些國家屈膝了,急不及待奉迎表態。一些國家既不想出賣原則又怕得罪中國,左右為難。還有更多國家誓不彎腰,堅持出席,這些民選政府,如果為了幾個銅臭,就要向霸道低頭,一定會給人民唾棄,政權難保。

在和平獎頒發前,內地一家通訊社突然翻炒幾個月前的舊聞,說挪威人工養殖的三文魚用藥物治魚虱,可能有毒致癌,報道的時機,也選擇得恰到好處,但這種新聞媒體主動配合的小動作,顯得刻薄小家,令人搖頭嘆息。

跟著,又把矛頭就對準國人。劉霞被軟禁,與外界隔絕音訊完全。凡被懷疑有可能轉到挪威出席頒獎禮的,包括家人親友,學者教授,統統被擋在牆內,集體禁止出國,害怕你在外面會危及國家安全。這種獨裁專制的國家才會出現的笑話,竟然發生在二十一世紀大國崛起的中國。

在網上,「劉曉波」被屏蔽,諾貝爾、和平獎視為敏感詞,迫國人紛紛翻牆。在愚民政策下,更多國人,對劉曉波其人其事,仍是懵然不知。

千方百計阻撓頒獎禮順利進行,已是無所不用其極,成為世界之最,可進入健力士紀錄大全了。

可幸的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還留有一千平方公里的窗口,這裡的媒體仍然自由,遊行抗議仍有空間,港人仍可無畏無懼應邀出席頒獎禮。劉曉波和平獎的訊息,就像六四的燭光,通過這個窗口傳入內地,讓國人了解真相。

我們這塊相對自由的土地,彌足珍貴,要珍而重之。

2010年12月8日 星期三

白忙一場,甚麼正面效果都沒有!

(吳志森‧蘋果論壇。20101208見報)

儘管劉曉波本人仍然身陷囹圄,儘管劉霞仍遭軟禁,儘管這對患難夫婦的至親,都無一例外地受到嚴厲警告百般阻撓,不准出國不可接受外媒採訪不得亂說亂動,但無論如何,兩天之後,二0一0年十二月十日,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都會風雨不改,在挪威奧斯陸如期舉行,見證著中國人的驕傲。

回顧這幾個月,中國政府出盡九牛二虎之力,用盡一切大小動作,千方百計干擾和平獎的進行,除了「丟人現眼」,真找不到其他恰當的形容詞。中國恃著大國崛起,肥得漏油,擠身第二大經濟體,以為人人都會在白花花的銀子面前低頭跪下,結果是處處踫壁,徒惹世人訕笑。

中國對付別人的所謂策略,無論對外對內,一言以蔽之:壓,但施壓的方式,往往非常拙劣,效果適得其反。

一介書生,提倡民主憲政,寫成《零八憲章》,同道聯署聲援,無論從任何角度,只能屬言論自由的範疇,如果北京當局沒有把書生送入監牢,更重判十一年徒刑,劉曉波得諾貝爾和平獎這回事,根本就不會發生。

在和平獎拍板前夕,中國竟然派副外長到挪威,對委員會直接施壓,秘書長不為所動,更把事情的始末捅了出來,世界輿論嘩然。這種極其愚蠢的外交行為,等於中國已替委員會作出決定,和平獎非要頒給劉曉波不可。

結果出來了,北京惱羞成怒,馬上調低與挪威的往來,終止漁業談判,叫停音樂演出。挪威政府根本無法控制和平獎委員會,北京對付不了委員會,竟然氣急敗壞懲罰挪威,完全不顧外交策略和禮節,成為國際笑話。

劉曉波得和平獎已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只剩下千方百計對頒獎禮搞破壞。北京向友好國家施壓,要他們杯葛頒獎禮,好幾個臭味相投的獨裁國家,希望得到北京的實質好處,連忙答允。但不少國家仍堅持原則,因經濟利益而左右為難的韓國,頂住北京的壓力,在最後一刻決定出席。

對付不了外人,唯有關門對付自己人。劉曉波夫婦的至親固然成為跟監對象,一律不准出國。而凡簽過《零八憲章》,恭賀過劉曉波得獎,受劉霞邀請的嘉賓,這些學者教授、維權律師、藝術家、公共知識分子,統統成了「危害國家安全」的嫌疑犯,禁止出國。單位或給他們打招呼,又或到機場才給截回,禁足的理由,一律都是「出國,可能危及國家安全」,因此不准離開國門一步。連出國都害怕國家安全被動搖,天下還有比這更脆弱的政權嗎?

為了搞破壞搞得更徹底,不但警告出席頒獎禮的內地同胞「別想回國」,當局更動員當地華人到場示威抗議,以示和平獎頒給劉曉波不得人心。

動用如此龐大人力物力,挖空心思破壞阻撓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究竟可以達到甚麼目的,做成甚麼效果呢?答案是:除了使頒獎禮更舉世矚目更為世人重視,除了使世人更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除了使世人更無法尊重這個恃金多到處張牙舞爪但虛怯無比的政權外,白忙一場,甚麼正面效果都沒有!

2010年12月7日 星期二

「危及國家安全」

(吳志森‧三言堂‧20101208見報)

這事,在互聯網已流傳一段時間。中國公民,就公共議題發表過異見,簽過《零八憲章》,恭賀過劉曉波得和平獎,疾呼過軟禁劉霞是違法和不人道,又或是劉氏夫婦的近親遠戚,最近都有相同的遭遇:禁止出國。

北京知名學者,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在她的博客羅列過一份「有待補充」的名單,在這段期間被禁出國的,律師,教授,記者,作家,老中青都有,崔衛平教授本身也是受害者,她原本打算到意大利參加亞洲電影節兼擔任評委,後來學院跟她打招呼,「不同意」她出國,「免卻了去機場之辛苦及尷尬」,崔教授唯有在博客這樣自我安慰。

其他被禁足的可沒有崔教授幸運了,事先雖聞事態不妙,但卻得不到任何確實的風聲,到機場才被攔截,據理力爭,喊得嗓子也啞了,最後不得要領,被迫折返。

理由都這麼的千篇一律,荒謬而可笑:出境,危及國家安全。當然,可以有不同的名目,或曰「威脅國家安全」,或曰「危害國家安全」,總之這個政權就是那麼的脆弱,幾個文弱書生離開國土,國家安全就會危在旦夕。

最戲劇性可算是知名藝術家艾未未了。這個大胖子原本打算在12月初,從北京飛首爾出席藝術活動,通過了出境檢查,在候機室等著,起飛前30分鐘,一位女士走到艾未未面前,說的護照有問題,艾當然知道發生甚麼事,問她:是不是要禁止出境,直說好了。

女士拿出了一張紙,寫著:出境可能對國家安全造成危害,北京市公安局履行職責限制出境。紙只給看,不准拿走。

艾未未問:這個限制令是階段性的嗎?還是我今生就不能出境了?女士還能苦笑回應:我可以給你問一下,他們沒說。艾未未再問:妳跟多少個可能妨礙國家安全的人說過?聞言,女士就只剩下苦笑了。
艾未未被迫回到祖國的懷抱。對甚麼變故,大胖子總是有備而來,從容的當成行為藝術把整個過程拍下,《危害国家安全》,已在youtube熱播。

「是階段性還是今生都不讓出境?」,艾胖子放心好了,12月10日挪威頒發和平獎後,限制令會陸續放寬。
出境入境都危害國家安全,不如把整個中國都關在籠子裡!

2010年12月6日 星期一

還要毁滅多少個南生圍?

(吳志森‧明報論壇‧20101207)

12月18日南生圍發展計劃死線前夕,發展商再施拖延策略,申請延期3年,理由是社會對南生圍發展還有不同意見。其用心路人皆見:用時間買空間。3年過去,或許政策有變,或許民意淡漠,更大可能,是3年太長,南生圍已遭破壞,再無生態價值,政府和市民都要無奈接受地產商的發展大計。

民間團體,要用社會運動的形式,向官員痛陳利害,讓他們明白,把南生圍的保育形式馬上確定下來,已經刻不容緩,再等3年,南生圍只會步向死亡,永不超生。

最近迷上觀鳥,這些年去了幾次南生圍。秋冬季節,候鳥重臨,比鄰后海灣,三河交匯的南生圍,是成數以千計候鳥覓食棲息的必到之地。河的另一邊,有魚塘,有大面積的蘆葦林,又有高大筆直的白千層和桉樹。長期存在的特殊生態,自然而成雀鳥天堂。

去年冬天,到南生圍觀鳥,給我們遇到難得一見的奇景,一群又一群鸕鷀從后海灣那邊飛來,隊形整齊,節奏有序,半小時不絕,數不清數目有多少,簡直嘆為觀止。後來才知道,南生圍的樹林,是鸕鷀築巢棲息繁殖的居所,去年統計數目多達5千隻。不遠亦有鷺鳥林,靠著附近的魚塘作為滋養生命的來源。如果天氣好,朝汐時間配合,也可以近距離觀察到各種各類姿態萬千的水鳥:黑臉琵鷺、大、小白鷺、蒼鷺、黑翅長腳鷸、反嘴鷸….目不暇給。南生圍更是婚紗攝影、電影取景的勝地,到過的人都會留下極深印象,不用我再多說了。

香港具生態價值的土地,都不停出現近似的惡性循環:土地屬原居民私有,風景極佳,有發展潛力,處心積累的地產商經年密密收購,香港農業漁業早已崩潰,沒有出路,土地只能賤賣。發展商一塊一塊的買,囤積下來,等待時機。

然後就是先破壞後發展,大浪西灣,海下灣和其他眾多新界土地發展個案,都極為相似,先在「私人」土地動土,做出的既成事實,生態價值已受破壞,令當局不得不接受改變土地用途的申請。近日南生圍樹木大面積被焚毀,不能不令人懷疑,是出於同樣的陰謀。

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如果批准南生圍發展成豪宅區,等於斷絕了候鳥的生存空間,與謀殺無異。候鳥南來,香港是一個必經的中途站,牠們在這裡補給,休息,繁殖,是整個物種得以延續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米埔已經被北面的發展污染得喘不過氣來,南生圍的生態值價更為凸顯。南生圍的土地雖屬地產商私人擁有,但候鳥的飛行路徑,絕對不是私產,而是屬於整個地球,特區政府有責任和義務保護候鳥的飛行路徑生存空間。

政府仍是袖手旁觀不聞不問,還有多少個南生圍會被毁滅?還有多少候鳥會被謀殺?

2010年12月4日 星期六

南生圍告急

(吳志森‧三言堂‧20101204見報)

又到觀鳥季節,氣候暖化,11月底仍有攝氏23、24度,候鳥回來了,但南遷的速度卻慢下來,跑到老遠尋覓鳥蹤,有點失望。

早前去了一趟担竿州,那是到米埔的必經之路,還未申請禁區紙,只走到路的盡頭,在世界自然基金會辦事處就要停下來。沿途雀鳥不多,只見鸕鷀在水面低飛表演花色,小白鷺獨個兒曬太陽,其他幾乎甚麼也沒有。走著走著,看見一隻大蒼鷺停在樹頂,動也不動,好一個站高望遠的哨兵,十分鐘,姿勢沒有變過,是不是藝術家用來捉弄遊人的雕塑?正在猶疑,甚麼聲音吸引著牠,終於頭轉了過來,是一隻活生生的蒼鷺,鏡頭對準,把牠拍了下來。

這裡沒有甚麼收獲,轉車到南生圍。水漲,鳥兒都跑到泥灘老遠覓食,可遠觀而不可近攝,無論數量和種類都不多,有點失落和掃興。

南生圍去過好幾次了,天氣合適的時候,真是目不暇給,數以百計候鳥飛過的奇景,簡直嘆為觀止。而南生圍的秋色更是遠近馳名,不少影友到這裡拍沙龍,也是婚紗照的熱門勝地。

最近消息傳來,這塊觀鳥和攝影的樂土,將會徹底淪陷。地產商處心積慮,九十年代開始逐塊逐塊買下這裡的農地和魚塘,然後向政府申請改變用途,經過一番行政和法律程序,政府在有條件下批出發展,可建幾千個低密度住宅單位,差不多等於半個錦繡花園。

想像一下,如果南生圍發展成豪宅區,這裡一定出現天翻地覆的變化。建屋的時候,茂密的蘆葦林將全部鏟走,影照藍天山色的魚塘也被填平,十幾呎高的白千層和桉樹也會連根拔起,推土機運泥車縱棋馳騁,莫說是敏感怕人的候鳥,就算連蜘蛛蚱蜢也不會願意留下。

好不容易等到幾千豪宅都蓋好了,因為交通需要,還要擴濶道路,每天有千計房車出出入入,人聲,車聲,環境聲,飛走的鳥,鐵定頭也不回。一個風景秀麗,但碩果僅存的雀鳥天堂,就這樣被徹底摧毀。

最近南生圍發生大量樹木離奇失火焚毁事件,這絕不是好兆頭。

12月18日,南生圍的發展期限屆滿,如果當局不批准再續,就要推倒重來。南生圍告急,死線前,你會做些甚麼?

2010年11月30日 星期二

阿寶,你還願意受騙多少次?

(吳志森‧蘋果論壇‧20101201見報)

在諮詢期結束前夕,多個精英運動員在立法會發言,力撐香港申亞,向議員痛陳利害。

黃金寶說:「申亞引起這麼大的爭議,我感到莫名其妙,反對申亞的論據,亦令我無奈感慨;而一些政黨、議員的言論,更令我傷心難過……我每次出外比賽,看到不同地方對體育的熱情都比香港高,心裏很不舒服。我亦親身體驗到,大型體育賽事如何帶起普及運動的氛圍,並推動城市建設的進步….申亞對香港體育建設及推廣都有裨益,我希望社會以遠大的眼光、廣闊的視野去考慮這問題。」亞洲車神,一字一淚,發自肺腑,令人動容。

金牌運動員支持香港申辦亞運,對推動體育運動提升港人凝聚有所期待,都是應有之義,也是理所必然。我們不必猜測官員在背後如何發功,也不必苛責他們是否給人擺上枱。但細讀阿寶的發言,他提出的申亞論據,卻使人無限唏噓,諷刺地竟然成為香港現階段不應申亞的理由。

「我每次出外比賽,看到不同地方對體育的熱情都比香港高,心裏很不舒服。」阿寶有沒有想過,孰令致之?在一個傳媒場合,我問一位退役廿年的精英運動員,廿年前香港中小學對體育科的重視程度,與今天可有不同?她斬釘截鐵的說:沒有根本的分別。為甚麼呢?因為廿年前廿年後,體育都被視為閒科,每逢測驗考試,高年級補課,體育課都可被犧牲掉。長期以來,政府根本沒有在學校推動體育運動的政策和決心,試問,缺乏基礎,無法普及,除了看英超世界盃外,港人的體育的熱情能高漲嗎?

「我亦親身體驗到,大型體育賽事如何帶起普及運動的氛圍,並推動城市建設的進步。」這當然是不少精英運動員的主觀良好願望。1996年李麗珊拿了第一個奧運金牌,曾幾何時,香港掀起過一陣滑浪風帆熱,僅三分就平息下來,也沒有看到政府對這種運動的普及做過任何事。年前的東亞運,香港首次主場舉辦大型國際運動會,足球更獲金牌佳績,香港的體育氛圍也有過三分鐘的提高,但普及運動所需的場館,特別是對足球場地的渴求,感動到我們只把體育當盛事來辦的主事官員沒有?

「申亞對香港體育建設及推廣都有裨益,我希望社會以遠大的眼光、廣闊的視野去考慮這問題。」阿寶說到問題的核心了。香港單車隊在國際賽事屢創佳績,但我們連一個像樣的單車場都沒有,訓練都要長途跋涉遠走外地,更諷刺的是,香港是全世界對單車最不友善的城市之一。辦亞運可以推廣香港的體育建設,沒錯,但如果申亞失敗呢?60億開支可會用體育建上?幾番追問,曾局長仍是支吾以對:「公共資源是整個政府的全盤考慮,我們一定會推動體育發展,但屆時資源如何分配,要全面去看。」

這番耳熟的話十年前聽過了,當年申亞失敗,啟德用地至今曬了十年太陽。今天官員對體育政策和基建的態度根本毫無寸進,原來申辦亞運與推動體育是兩回事,阿寶,你還願意受騙多少次?

2010年11月29日 星期一

誰會投票給張廿蚊式無良路線的自由黨?

(吳志森‧明報論壇‧20101130見報)

我敢說,絕大部份香港人,十居其九,都不知道,看不懂,毫不關心自由黨最近的退黨風波。稍為留意時事的人,或許都對這風波的結果都感到驚愕,要退黨的,為何不是那位極盡無良僱主之能事的副主席張廿蚊?而是在大家樂事件中說了人話的中常委田二少?

打從由啟聯資源中心變身自由黨,工商界參與本地選舉政治,曾幾何時,一度令人充滿期待。環顧世界任何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試問有哪一個資產階級,不是要麼就親身落水,要麼培育代理人參加直接選舉,在議會中佔有一定席位,以保障其階級利益。這是資本主義選舉政治的放諸四海的遊戲規則,不能迴避,不可抗拒。

也是曾幾何時,自由黨領導人都是高瞻遠矚的本地精英,明白直選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前黨主席李鵬飛身先士卒,回歸前參加分區直選,贏得新界東議席,尋求連任,不幸鎩羽而歸,辭去領導職務。接續而來的領導層,田北俊和周梁淑怡同樣參加分區直選,同樣是贏了第一次,同樣是連任失敗,同樣退出領導層。直選對於自由黨,真的中了魔咒,逃不過被命運播弄的宿命?

2008年立法會選舉後,自由黨剩下功能團體議席,改朝換代後,大分裂馬上出現,是人事還是路線,摸不著頭腦,但分裂出去的,比留下來的,在政治經濟主張上更右更極端。

大分裂後,自由黨如何調整路線重新定位?仍然像霧又像花。在立法會只剩下三席的自由黨,在最低工資的取態上左搖右擺,代表飲食界的副主席張宇人,提出廿元一小時工資,引來輿論嘩然,民眾聲討。在大家樂扣飯鐘錢的問題上,張廿蚊繼續堅持其無良刻薄立場,自由黨形象進一步受到傷害。

田北辰表態贊成罷食大家樂,是真心實意也好,是為了討好民意準備參加直選也好,對中和自由黨的形象是有幫助的。可惜的是,在這場人事和權力的鬥爭中,代表著張廿蚊的路線顯然勝利了,鬥輸了的田二少,只能黯然離開。可見這個剩下三個功能議席,頑固地只代表老闆階級狹隘利益的政黨,又進一步脫離民眾,又向愈來愈右的立場再走一步。

自由黨日前舉行集思會,早已淡出的田北俊周梁淑怡正式回巢,重操黨務,又宣布堅持功能組別分區直選兩條腿走路不變。這可令人感到奇怪了,今天自由黨只重商界利益不理民眾死活的立場,差不多已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了,除了仍然龜縮在功能組別,靠小圈子的免費政治奶水過日子,試問哪個選區的民眾,會支持這種張廿蚊式無良路線,會把票投給刻薄成家的自由黨?出人意表的事往往出於偶然,但自由黨的直選路線屢戰屢敗,是有必然原因的。

大學生30年

(吳志森‧三言堂‧20101130見報)

這篇有超過30年歷史的大字報,除了《CU仔,去死吧!!》這個題目外,年代久遠,對內容已無半點印象。我的一位同班同學,把整篇大字報放在他的「面書」上,記者看見了,才好奇來電訪問,要我比較不知隔了多少代大學生的面貌和態度有何異同。有了神奇的互聯網電腦科技,才可以把大學時代的記憶原汁原味地留存下來。

重讀這篇大字報,那時候的初生之犢,有如此這般理想的思考方式,為當年的純真感到有一點點臉紅外,原來我的基本的價值觀到今天都沒有「成熟」起來,最核心的東西竟然沒有被無情的歲月侵蝕掉,性格決定命運,這可能是我「撈極都撈唔起」的關鍵原因。

對物質主義享樂主義的批判,箇中有些細節,現在看起來,覺得相當有趣。例如當年的運動衫、球拍和波鞋也要二、三百元,30年前這個價錢,是一筆大錢,以那時候大學生的經濟能力,能買得起嗎?今天大學生有「碌爆卡」的情況,如果30年前信用卡盛行,未畢業先破產,與現在有甚麼兩樣?

原來當年大學飯堂的鑊仔牛柳已是奢侈的美食,價錢若干真的想不起來,只記得窮到燶每餐吃甚麼都左度右度,鑊仔牛柳無法吃得起,餐蛋飯加大量豉油已是天下美味。

1979年,中國和越南這對同志加兄弟打了一大仗,傷亡慘重,但同學的關注度,比由盧大偉主持的軟性情色節目《哈囉,夜歸人!》低得多。今天,發生在身邊的社會大事都引不起大學生的興趣,遑論國際新聞,30年前後,還不是一樣嗎?

二人世界「四仔主義」,在任何時代,都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價值,本來沒有甚麼值得批判的,但總覺得除了這些,作為天之驕子的大學生,應該有更多值得追求。

30年前已經是一年3萬大元學費了,今天大概也只是4萬元左右,不算其他了,單計5%通賬,應該收13萬一年,現在只收4萬,是將貨就價,還是學位真的貶值了。

大字報引起的轟動效應,超過我們的想像之外,回應的小字報不絕,內容當然忘了,但數量之多,跨張點說,簡直可以出一本小書。人們好奇的是,署名的兩個黃毛小子是誰,究竟背後還有甚麼人?

《CU仔,去死吧!!》

(吳志森‧三言堂‧20101129見報)

如果不是記者訪問,早已忘了這段塵封往事。超過30年的事了,大學一年級,還年少氣盛,還談理想講主義,還對火紅年代憧憬幻想。幾個生物系同班同學,對大學生的現實功利物質短視感到非常不滿,決定把想法寫成大字報,引發討論,衝擊校園的死寂氣氛。

通宵吹水漏夜起草,我是在後面出謀獻策加鹽加醋的軍師,由貢獻最多的兩位同學署名,起名《CU仔,去死吧!!》,果然引起轟動。

「沉默、平靜、到死去──無聲無息地死去。

CU仔們,以前的衝勁到底去了那裡!

曾經充滿時代朝氣的新仔們,現在是那麼沉醉於GPA當中。

曾經在荒原中奔馳吶喊的老鬼,現在是一座座動也不動的石佛,喃無阿彌陀佛!

誰也無法動他們一根皮毛,雖然他們有著無窮的能力,但這一切也只似乎留在 POTENTIAL ENERGY,永遠也不能變成KINETIC ENERGY,推動社會的發展。

除了聲色犬馬,吃喝玩樂,鴛鴦加蝴蝶之外,一切都是冷漠、空白、死寂──中越戰爭也能引起一絲的關注,但哈囉夜歸人更值得操心。

完了!兮!CU仔,完了!

不!CU仔,看來四年的「通財教育」還是令你關心身邊的事物的,你最貼身的,你最切心的。

合理呀!二百元、三百元的運動裝!

必須呀!二百元、三百元的DUNLOP球拍!

好正呀!鑊仔牛柳做兩餐!

冤枉呀!誰供養這些高貴華麗的大學生!

請不要忘記,CU仔,你是每年花費著三萬元的特權階級,你的ADDIDAS和鑊仔牛柳是來自社會的低下層的。CU仔!去死吧!如果你根本無想到誰造出了你身上、口中一件件的特權!

你永遠不死的,因為你想到你老婆。

哈哈!俏郎君、美娘子!讓我倆一起進出拉記,一起共同進退於GPA,更一起做價值連城的拖拉機……。

這是愛的衷曲!「望見落英片片,顧影不寂寞,情共愛,馬料水,HOLIDAY INN!……

這也是蠻有詩意的分享:「橫眉冷對千夫指,撫手甘為拍拖牛(匿埋做拖友)。躲進CU成一對,管他冬夏與春秋。」

我倆情投意合,謹訂於五月四日共同拉埋天窗。

我倆……去死!!

我記起「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與娘。」

原來「四仔主義」仍是這時代這地方的使命和責任!兮!C-U-仔! C-U-仔,去……也罷!」

三個八十後

(吳志森‧三言堂‧20101127見報)

到家品店買安放電腦等器材的鐵架,現成的比要度尺DIY的,價錢平宜百多元,唯一考慮的,是安裝在底部的四個膠轆,是否合適。

問一位八十後的售貨員甲,她用眼尾瞄了一下,站在那裡,想也不用想就用非常肯定的語氣說:裝不進去,要裝膠轆,就要買DIY的那種。

我看了又看,隔著包裝把膠轆放到鏍絲孔對比,明明是可以,再問那位售貨小姐,還是站著不動,不停的搖頭說:不可以。

心有不甘,再問另一位年輕售貨員乙,他也是想也不用想,就用非常肯定的語氣說:當然可以裝得進去。然後二話不說,把包裝撕爛,拿出膠轆示範給我看,好使顧客安心。

決定買了,這位英俊乾淨的年輕人走到收銀機電腦,敲幾下鍵盤,搖搖頭說:對不起,沒貨了,全線缺貨,其他分店都沒有,如果要買,只能預訂。甚麼時候才有?下星期我們盤點,等兩星期吧!

等就等吧,正想刷卡訂貨,另一位售貨員丙走過來了,她個子矮小,其貌不揚,說話也不太流利,也是二話不說,把貨品名牌拿到閱讀器那裡「啫」了一下,然後說:對不起,先生,剛才搞錯了,我們有貨,要買嗎?

她急忙從貨倉裡把貨品拿出來,拆開驗貨。我們看中了另一款更穩固的膠轆,再問她能不能裝進去,她說可以,然後小心翼翼的打開包裝,沒有撕爛,即使我們不買也可以重新包好,她把膠轆拿出來示範給我們看。最後,非常滿意地成交。

甲對貨品不熟悉,不去尋根問底,光站在那裡動也不動,還堅持自己的錯誤理解,顧客的疑問無法解決。乙非常精靈,但檢查存貨時看錯了電腦,又不去覆核,等於趕客。丙態度認真,主動、細心和有耐性,解答了我的疑難,顧客滿意,生意也做成了。

甲乙丙三位都是年輕人,都是八十後,都在同一間家品店售貨,對著同一個顧客賣同一件貨品,為何態度和結果有如此巨大的差別?是學校教育?是家庭成長?是先天性格?還是後天培育?可能有各種各樣原因。

當我們要評價年輕人,一口咬定那些年輕人、八十後甚麼甚麼的時候,請緊記,他們都是不同的個體,性格和表現都千差萬別,絕不能一概而論。

2010年11月25日 星期四

保外就醫

(吳志森‧三言堂‧20101126見報)

若干年前,有人問時為人大委員長的彭真,究竟是共產黨大?還是法律大?這位在文革期間受盡折磨,搞了一輩子政法工作的中共元老,當時這樣回應:黨大還是法大,我也說不上來!

彭委員長的名言,深刻地說明了所謂「依法治國」「以法治國」的困局,幾十年過去了,經濟起飛了,國家富強了,大國崛起了,但黨大還是法大,困局始終無法突破,無法解除。

從執政黨的角度看,這不是困局,而是優勢。彭真這句「我也說不上來」,並不是由衷之言,「黨大於法」「一切由黨說了算」,這種建國前就開始建立起來的革命傳統,從來沒想過要放棄。他們不但不會讓法院獨立審案,也不會讓國會自主立法,黨政軍公檢法一把抓這個「優良傳統」,將會千秋萬載延續下去。

稍為了解國情的人都知道,中國的司法制度絕對不是獨立的,所有重大案件的審訊,都由縣、區、市、省以至中央各級政法委員會操控,判決結果由政法委書記拍板。法庭公開審訊,只是擺擺樣子,結果早已寫在政法委的文件裡。

結石寶寶之父趙連海希望通過上訴還自己一個清白,只是痴心妄想,因為黨判你有罪,即使真的判錯了,同一個黨又豈會自己否定自己?如果境外的輿論壓力大了,建制內有不同聲音了,黨內派別也有相反意見了,都不會明明白白的公開認錯,只會隱隱晦晦地修補轉軚,而「保外就醫」,就是最好的下台階。

「保外就醫」不是無條件釋放,你首先當然要認罪服判,坐滿三分一刑期以後,因身患嚴重疾病,經監獄醫院監定,將餘下的刑期監外執行。換句話說,你仍是帶罪之身,要定期向當局報告。最荒謬的是,如果病醫好了,就要回到牢裡坐到刑滿。

「保外就醫」可以跟家人團聚,但前提是:你有罪,沒錯判,只是因為健康問題,刑期在監外執行,但你就像帶著一副隱形腳鐐,不許亂說亂動。無辜的孩子受到三聚氰胺毒害無法再追究了,孩子今後的健康只能自己來承擔了,也不能發動其他受害家長爭取應得的權利了,要麼做一個和諧公民,要麼回到監獄服刑。「保外就醫」,是承認有罪,把你消音。

2010年11月23日 星期二

照妖鏡

(吳志森‧三言堂‧20101124見報)

立法會休會辯論趙連海案,本來以為,這黑白分明,喚醒良知的千古奇冤,不分黨派的立法會議員都應該不會有甚麼異議,應順利通過。怎料結果出來,議案被否決。

想深一層,沒有丁點意外。畸形政治制度,犬儒政治生態,良心議案,又豈會有任何通過的空間。

議員議案需要分組點票,過得了分區直選,過不了功能組別,過往已經有無數次類同的情況發生,例如有關「六四」的動議辯論,每年提出來,都是否決告終。分區直選的幾百萬選民,要服從功能組別的幾十萬選民,功能組別一天存在,分組點票一天不廢除,這種多數要服從少數的荒謬現象,永遠都不會消失。

趙連海案宣判,對阿爺做任何事都一貫唱讚歌的港區人大政協,突然風風火火積極起來,又廣告又聯署,為趙連海求情減刑。過往,這類冤假錯案成千上百,他們頂多只會私下議論,公開連大氣不敢吭一聲。今次人大政協高調向中央施壓,不猜測動機,不因人廢言,這種前無古人的好人好事,值得肯定和讚賞,希望他們繼續憑良心做回正常人。

港區人大政協難得向前走了一步,但立法會內極端保守的議員,卻仍然扯著社會進步的後腿,跳出來捍衛中國的所謂「司法獨立」,高叫河水不能犯井水,散布似是而非的言論。一位時常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議員說:「點解要去挑剔人哋?你哋唔可以絕對話人哋唔啱」「北京法院控告趙連海,一定有充份證據」「否則我堅信政府已經係唔會告佢」「呢個世界唔剩只國內,包括香港在內,挑戰管治權威,都唔會有好下場」「議員就趙連海事件批評中國政府,會令人以為我哋打擊中國」。聽罷如此違反常識違背良知的狂言,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用消毒藥水洗淨耳朵。

立法會的良心辯論,如「六四」,如「釋放劉曉波」,是一面照妖鏡:官員集體失蹤;建制議員講一套做一套;把受盡欺凌的孤寡弱殘打在地上再踩一腳,然後把面別過去,當甚麼都沒有發生。

正如韓寒所言,在雞蛋和高牆之間,即使你有種種理由個人因素利益考慮,既不敢又不願站在雞蛋的一邊,但懇請你,別再為那牆再加厚增高。

精心步署的一齣「保外就醫」鬧劇

(吳志森‧蘋果論壇‧20101124見報)

趙連海被控「尋釁滋事」判刑兩年六個月,其中一項罪狀,就是在毒奶粉案宣判當日,與一批受害者家長,在法院門外抗議,被指「嚴重擾亂社會秩序」。只見趙連海和家長們站在街頭,手執標語呼喊口號,寫著「毒奶粉」「還我孩子」「要求司法公正」「抗議非法關押愛害者長」「還我尊嚴」….

翻看去年的新聞片段,令人不勝感慨,回顧趙連海案的整個過程,正正反映了中國大陸的司法是如何腐敗不公,公民的尊嚴是如何受盡凌辱。

三十萬孩子吃了毒奶粉,數以萬計生了腎結石,有孩子死亡,有孩子腎功能嚴重受損,遺害終身。趙連海為保護孩子的健康挺身而出,組織受害者家長向當局討回公道,是一個有血性有良知父親的應有之義。但一路走來,遭當局連翻打壓,超期關押,然後以莫須有罪名判以重刑,激起海內外中國人的公憤。

判刑後,家人和律師四出奔走為趙連海進行上訴,但律師被當局不停滋擾,被約談飲茶有之,被軟禁超過四十八小時有之,當局用盡威迫利誘的手段,要律師退出案件。律師到看守所探望趙連海,商討上訴事宜,但始終無法與當事人接觸。

判刑後,趙連海的家人更受到嚴密監視,公安國保把趙太太李雪梅住的小區圍得像鐵桶一樣,不容他們與外界接觸,也禁止記者進入採訪。

上訴期屆滿,代表律師仍見不著趙連海,卻由看守所長手中接過趙連海手寫的字條,解除他們的「委託辯護」職務,字條有趙連海的手印和簽名。律師同時也接到李雪梅解除委託職務的簽字聲明。對這突如期來的變化,兩位經驗豐富的律師大表震驚,職業生涯也從未踫上。

原來一切都是當局精心步署的一齣「保外就醫」鬧劇。新華社漏夜發稿,指「宣判後,趙連海表示認罪服判,至十一月二十二日上訴期滿未提起上訴。一審判決生效。司法機關已經受理對趙連海保外就醫的申請。」為何當局要千方百計阻撓趙連海上訴?為何明明判錯了,卻不容許你用上訴的方法來洗脫罪名?因為「偉大光榮正確」的面子大過天,為的就是這個「一審判決生效」。

新華社的報道,也是徹頭徹尾的睜眼說瞎話的彌天大謊。宣判當天,趙連海不服判決,大聲咆哮,並脫下囚衣抗議,隨即進行無限期絕食,對司法不公抗爭到底。這一切,聽審者都可作證。現在突然說趙連海「認罪服判」,三歲小孩都知道,這是騙人的連篇鬼話。

當局死不認錯,為了應付海內外的政治壓力,用盡一切卑劣手段,肆意扭曲司法程序,迫使趙連海及家人撤消律師的委託,剝奪當事人上訴的法律權利,徹底失去還我清白的機會。一家團聚本是天賦人權,當然無可厚非,但在當局悉心操作下,即使獲准保外就醫,也要遵守諸多嚴苛條件,不能再追究毒奶粉案,更不能為其他受害者家長出頭,千古奇冤,從此長埋海底,永遠無法昭雪。全國政協劉夢熊說這是「中國司法最黑暗醜陋的一頁」,是真的嗎?以往的,今後的,比這更醜陋的不知還有多少?溫爺爺說:公平正義比陽光還重要!這種話,連三歲小孩都不會相信。

2010年11月22日 星期一

在不公不義面前急不及待說「謝謝」

(吳志森‧明報論壇‧20101123見報)

我小學六年中學七年,唸了13年天主教學校,但我不是天主教徒,對天主教,沒有特別的愛憎喜惡。當年時為主教的陳日君,冒著觸犯香港法律的危險,果斷下令天主教學校,容納等候居港權上訴的無證兒童,使他們不會錯過每天都能接受教育的寶貴機會。「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陳日君主教對公義的堅持和承擔,令我深愛感動。陳主教立場鮮明,不畏強權,疾惡如仇,正直敢言,為弱勢發聲,贏得不少非教徒打從心底裡的尊敬。

陳日君榮升樞機,梵蒂岡委出新主教。我本著主觀良好願望,以為不同人事或許會有不同作風,但天主教對公義的堅持,對強權批判,理應不會有太大出入。

但近幾星期羅國輝神父「魔鬼論」引發的風波,天主教香港教區新人事新風的處理手法,叫我這個非教徒大失所望。楊鳴章副主教沒有「直接或間接」向香港首富李嘉誠道歉,教區幾度澄清,算是搞清了。但副主教又有否代表「教區對『魔鬼論』事件引致李嘉誠先生不快表示遺憾」,至今仍是撲朔迷離。上述這段聲明是教區的宣傳單位「天主教社會傳播處」發出的,應該算是正式的口徑,但揚鳴章副主教後來又《公教報》撰文,說「傳播處語焉不詳」「從未為羅神父所說的話表示遺憾」,究竟誰的話才是真相?又或者,兩者都是真的?

有沒有直接或間接道歉?為誰為何表示遺憾?都不是問題的關鍵。最重要的,是教區對公義,對良知,對強權的取態。羅國輝神父雖然指名道姓批評香港首富,以及扣飯鐘錢的快餐連鎖集團,但稍有分析能力的人都明白,羅神父指的是香港財閥的為富不仁、巧取豪奪、專橫壟斷、官商勾結,不是針對一個人,而是政府政策的傾向,香港社會的趨勢,而且,這種傾向和趨勢愈來愈惡化,愈來愈危急,再不解決,遲早有爆發的一天。

但細讀楊副主教在《公教報》的文章,只見他不停的為自己辯護澄清,上千字的內容,除了在最後提到「在財團暴利夾縫中掙扎求存」「我也不同意『發水樓』」外,卻沒有點出不公的核心,批判不義的源頭,而只是態度曖昧地提到「但我也不同意只見樹木而忘了森林。」

立法會辯論,有議員提到「關愛基金」應否接納剝削員工的不義之財,同樣邏輯,是否也可應用在天主教明愛團體? 社會服務捐款當然多多益善,但大賣發水樓,壟斷柴米油鹽,趕絕小商戶,分毫都賺盡的地產財閥,捐的錢算不算「不義之財」?捐獻是否當成洗淨罪孽的「贖罪劵」?是否算權錢交易?誰是樹木?誰是森林?停下來,仔細思考,想個清楚,引發辯論。在不公不義面前,請不要急不及待說「謝謝」。

2010年11月21日 星期日

如何教孩子?

(吳志森‧三言堂‧20101121見報)

趙連海被控尋釁滋事重判入獄兩年半,稍有良心血性的人都義憤填膺,破口大罵這種無法無天的制度,是如何滅絕人性。

判刑當天,有公民科老師來電「烽煙」,她也是孩子的母親,感同身受,特別激動,幾乎哭出聲來。她不停的說,連一個為孩子出頭,盡父親責任的好人都受到這樣的對待,由原告變成被告,最後收監坐牢,發生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叫我可以如何教學生?叫我怎樣對孩子解釋?面對她的控訴,我無法回應。

兩個孩子的爸爸有同樣的詰問:我們從小認知,被警察拉被政府告判罪坐監的,都是壞人,但為甚麼這個為孩子討回公道,為弱勢發聲的一等一好人,會有這樣的下場?我如何對孩子說,因為趙連海是好人,就是因為太好了,所以好得要坐牢?這種顛倒是非的中國邏輯,孩子聽得懂嗎?

一位在香港念書的內地生,用帶點點鄉音的廣東話,急不及待的說出自己的看法:在內地跟本沒有趙連海判刑的報道,人民全不知情,香港看了電視聽到電台,才知道有這種荒謬絕倫的事情發生。人民根本沒有知情權,無從關注這宗冤案。

這類冤假錯案,遠的不說了,近幾年也多得很吧,劉曉波以言入罪重刑十一載,譚作人追究豆腐渣工程要坐牢,胡佳關心愛滋病人的權益也身陷囹圄,他們的不幸,在香港也引起反響,但關心,了解真相的都可能不多。但動機單純得像一張白紙的趙連海,觸動著萬千香港人的心,事情太簡單了,是非黑白太明顯了。人們不禁要問,在天子腳下發生這宗千古奇冤,難道口口聲聲以人為本的胡錦濤全不知情?難道曾經親向結石寶寶的爸媽講對不起的溫家寶都被蒙在鼓裡?

香港即將把「國民教育」列為正規課程,學生要生吞基本法條文,死記愛祖國事例。趙連海譚作人胡佳劉曉波,不用問,肯定都不會納入吧。有位愛國團體的校長在報紙寫了一篇鴻文,提出這樣的中國邏輯:「國家的負面信息媒體每日都會有,自不需我們代勞。」今後,在課堂上,老師學生只能對祖國大好形勢大唱讚歌,其他「負面信息」絕口不能提。

有這種校長,請問,我們如何教孩子?

2010年11月17日 星期三

獰笑

(吳志森‧三言堂‧20101118見報)

冒著攝氏五度的寒流,五歲的小鵬潤手裡拿寫著「爸爸回家」的紙片,站在法院外面,滿懷希望的等爸爸媽媽出來。好不容易見到媽媽和奶奶,但卻見不著爸爸。媽媽淚流滿面,大聲喊著爸爸的名字。奶奶一面走著一面哭,喃喃的不停重複著「沒良心」三個字。小鵬潤知道,爸爸不能回家了。

媽媽走出法院,激動的擁著小鵬潤,告訴他這個消息:「爸爸沒有出來。」一臉天真的小鵬潤反應不過來,目無表情的望著媽媽,周邊圍著他們的記者,攝影機快門聲不停的響著。

結石寶寶爸爸被控「尋釁滋事」,重判入獄兩年半,稍有公義的人,都會流下良心的眼淚,稍血性的人都會激動的質問,在這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究竟還有沒有天理?為受害孩子出頭,為保障孩子健康,為維護孩子生命,四出奔走討回公道,為何一個偉大爸爸,會由原告變成了被告?由受害者變成了大罪犯?究竟這是一個怎樣的制度,會把白變黑,由美變醜,權力恣意把弄公義,人民變成當權者刀俎魚肉,任由宰割?

結石寶寶的受害者在法院門前集結,手臂繫著期盼親人回家的黃絲帶,拿著寫上口號的紙片,喊著:「趙連海無罪!釋放趙連海!」石階上,一幫法院人員,有人拿著攝錄機,搜集「尋釁滋事」的新罪證。聽見趙連海大太李雪梅撕心裂肺的呼喊,一個領導模樣的官員,站在那裡,居高臨下----獰笑。

你獰笑甚麼?心裡生出甚麼惡毒的主意?以為自己就是殘民自肥的勝利者?以為自己是呼風喚雨的魔頭?統統都不是,只是虛怯得連幾個月幾歲大的孩子也怕得要死,怕他們要個說法,怕他們追討賠償,要把他們的爸爸關在牢裡,唬嚇其他受害,要他們閉口噤聲,才稍稍安心。

夜靜更深,給毒奶粉害死孩子們的靈魂,都會回來對你纏擾不休,即使把受害孩子的爸爸統統都關起來,仍然無法睡得安穩,仍然阻止不了連場噩夢。

看見他的獰笑,我不期然我想起闖入上海公安局手刄6名警察的楊佳。楊佳殺警被判死刑,但民眾非但沒有認為他是罪犯,反而視他為英雄,更冠以楊大俠的稱號。官逼民反,楊大俠早已遍地開花。

2010年11月16日 星期二

廿一年前,也有過良知良心的呼喚

(吳志森‧蘋果論壇‧20101117見報)

結石寶寶之父趙連海被控尋釁滋事重判入獄兩年六個月,在華人社會引起強烈反響,香港尤其激烈。連一個為了孩子的生命健康挺身而出討個說法的負責任爸爸都不放過,任何有血性的人都會拍案而起,何況是一河之隔唇亡齒寒的香港。

但令人奇怪的是一幫「愛國人士」的反應。部份港區人大政協對趙連海被判重刑,罕有開腔批評,有人說判刑太重,有人說拘押時間過長,有人關心五歲小潤鵬的處境和健康,有人說事件只是爸爸為孩子討回公道與政治無涉不應受到如此對待。他們也準備發動聯署,上書中央,為趙連海鳴冤叫屈。最出位的可算是全國政協劉夢熊了,這位港台《城市論壇》常客,在幾份報章賣全版廣告,以《非法的法 無罪的罪》為題,指斥這次判決,「是對中國公民憲制權利的踐踏,對執政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背叛,也是對人類良知的侮辱,必須全民共斥,之全國共討之。」

這篇聲討文章的結論更刺中了問題的核心:「政改應由法治始,誰不政改誰下台!」寫得義正辭嚴擲地有聲,不得不對劉委員的正氣多一分尊敬。

但想深一層,又覺有點不妥。這類冤假錯案,近年不是第一樁,更離譜更駭人聽聞的多的是。如果說劉曉波重判十一年,是因為他挑戰中共的統治權威,太政治化了,這幫愛國人士要統一口徑,不敢隨便說出自己的心裡話,那麼追究豆腐渣工程的譚作人呢?他不也是為川震冤死的孩子追究責任嗎?重判五年,為何香港的人大政協不吭一聲。胡佳呢?只是為愛滋病人維權,就被判三年半,為何香港的愛國人士們沒有一個出來為胡佳說句公道話。今天趙連海的情況,跟他們有很大分別嗎?

正如劉夢熊在報章的廣告所言:「當某些地方的司法黑暗到連一個疼受子女的好父親、一個見義勇為的好市民都容不下時,任何有良知、有正義感的人都會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趙連海的處境的確觸動到他們的良心,今天發出來的,可能這真的是良知的聲音,我們不應因人廢言,隨便懷疑人家的動機吧!

如果大家還不太善忘的話,還記得嗎?「愛國人士」良心良知的呼喚,二十一年前不是有過嗎?那年,他們也在報上刊登廣告,個人的,聯署的:「強烈聲討屠城暴行,肯定學生愛國熱情」。過了不久,塵埃落定了,最高領導現身了,事件一槌定音了,他們知道自己的良心良知站錯隊了,馬上第一時間,臉不紅心不跳的回到「正確」的政治立場來。

我們應以平常心看待他們良知聲音。發起聯署,齊聲討伐,直到一天,會有上面的人來跟他們打招呼,告之趙連海案件的「真相」,他們又會馬上像二十一年前那樣,昨非今是。稍為低調的會閉口噤聲,博上位的會改為批判聲討趙連海。這種事情,在近六十年來的中國歷史,多得很,只是換了一批又一批的面孔而已,應該是見怪不怪吧!

2010年11月15日 星期一

咱們的中國,比緬甸還要不堪?

(吳志森‧明報論壇‧20101116見報)

緬甸民主運動領袖昂山素姬獲釋,結束了長達7年的軟禁。過去21年,當中的15年不是在監獄被囚,就是被軟禁在家,過著失去自由的生活。

65歲的昂山素姬剛剛得到自由,風采優雅地在萬千群眾面前發表演說:「我相信人權,我相信法治」;「言論自由是民主的基石」;「我們應為正義站起來」;「一個女人的表演不是民主」,支持者歡呼震天掌聲如雷,證明軍政府禁閉了她的軀體,卻無法磨掉她的靈魂。

緬甸軍政府所以「如期」釋放素姬,不像上次以種種借口延長軟禁,是因為軍政府對統治充滿信心,分析指理由如下:剛舉行的大選,軍方支持的政黨取得壓倒勝利,牢牢掌握政權;反對派分裂,領導層老化,不成氣候;昂山素姬影響力大不如前,威脅減少;釋放她,可以增加軍政權的認受性;反對力量如果再敢挑戰軍方管治,大可像2003年那次一樣,再把她關起來...

以上的分析,只是西方媒體的推測與猜度,對靠占星術治國,決定遷都改旗的緬甸軍頭,都可能多了一層主觀良好願望的理性包裝。隨時再被拘捕的陰影,還如影隨形的跟著素姬,不按牌理出牌的軍頭,也會在一念之間,血腥鎮壓反對運動,但無論如何,昂山素姬真真正正在毫無條件下得到釋放,重獲自由了。

昂山素姬獲釋,令很多人不期然想起咱們的中國。緬甸是一個小國,人口5千多萬,經濟相當落後,少數民族的武裝鬥此起彼落,軍政府鐵腕統治,鎮壓反對力量毫不手軟,遭西方制裁。即使如此,緬甸還有形式上的國會選舉,儘管這個選舉是假的,還有正式的反對黨,還釋放了反對力量的領袖,還容許群眾聽她發表公開演說,高舉她的畫像,像個小粉絲一樣瘋狂的向她歡呼,衷心的表示對她支持。

這種情景,可以想像能在中國發生嗎?在咱們的中國,所謂民主黨派都只是花瓶,只會對偉大光榮正確的執政黨唱讚歌,不但政治異議者被判重刑,連為孩子的健康出頭討公道尋說法的結石竇寶之父,都被關進監獄。更難想像的是,中國的群眾可以像緬甸人一樣在街上集結聽反對派演說,告你尋釁滋事擾亂公眾秩序只是小事一樁,來一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判個十年八載,也視作等閒。

經濟,咱們比緬甸優勝千百倍。軍事和維穩力量,咱們肯定是老大哥。國際地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人忌咱們三分。硬體建設,咱們早超英趕美。舉國辦大事的能力,咱們認了第二,誰人敢認第一?

但是,偉大光榮正確的執政黨卻脆弱得連一個負責任的爸爸都怕得要命,非要令人失去自由閉口噤聲不罷休。作為緬甸軍政府最大支持者,咱們的中國,為何比緬甸還要不堪?

2010年11月14日 星期日

李氏主禱文

(吳志森‧三言堂‧20101115見報)

天主教香港教區發表澄清聲明:副主教與李首富就「魔鬼論」進行過直接交談。「教區對『魔鬼論』事件引致李嘉誠不快,表示遺憾。」

李首富對事件表示「理解」,並表明會一如以往,繼續資助天主教香港教區轄下「香港明愛」之社會服務。李首富亦表明,不會追究上述事件,只促請教區自行與有關神父跟進該事件。至於副主教有否就羅神父的「魔鬼論」向李首富道歉,聲明沒有直接提及,輕輕帶過。

其實,這又有甚麼關係呢?副主教代表香港教區表示遺憾,與道歉沒有根本的別,稍為有常識又明白事理的人,都不需再浪費時間咬文嚼字了。

但副主教為何要遺憾呢?聲明講得很清楚了,就是為了李首富能「一如以往,繼續資助天主教香港教區轄下『香港明愛』之社會服務。」啲錢會繼續嚟,不過是有條件的:李首富表示不再追究,但「促請教區自行與有關神父跟進該事件」,意思是不是說,我不會採取法律行動,但你要用家法自行處理!還有潛台詞:用盡一切方法,防止同類事件重演。經過教區的跟進,今後神父們對不公平不公義,尤其涉及富可敵國而又對香港明愛仗義疏爽的財閥,會繼續監察批判,還是從此閉口噤聲?

骨頭硬淨的羅國輝神父在他的facebook回應:「我祈禱,我決不會因為替貧窮及受壓迫社群發聲而感到遺憾。我服從天主教的社會訓諭,我永不向不公義鞠躬。」擲地有聲!

早前超級颱風過門不入,網上有「李氏力場」之議,創意無限的網民,還改編了主禱文的內容,中英版本,網上熱傳。在這裡不得不讚一讚,網民怎會如此厲害,有這麼準確的預見性,知道李首富連天堂都有無遠弗屆的影響力?在這裡做個不勞而獲的文抄公,留個歷史見證:

我們在中環的超人,
願人都尊你的姓為李。
願李的國降臨,
願李的旨意行在香港,
如同行在長實。
我們日用的物品,
百佳賣給我們。
免李家的稅,
如同政府免窮人的福利。
不叫我們遇到風球,
救我們脫離黑雨。
因為住屋、電力、交通,全是李的,
直到永遠。
因李,及楷,及孫之名,阿門。


今後,副主教的主禱文,是否都應該考慮改一下?

2010年11月11日 星期四

李氏力場

(吳志森‧三言堂‧20101112見報)

陳雲道長一篇《地獄式捐獻》,食豬紅立竿見影,馬上被停掉寫了十多年的專欄,死因?人人在憑空猜度,都認為是地產財閥在背後發功。香港地產發跡的富豪,都是家族生意,第一把手大多是七老八十的長者,對「地獄」這類咒語相當忌諱,觸動到他們的神經,不足為奇。誰才是抽稿停欄的始作俑者?始終沒有任何真憑實據。

但神父羅國輝一句「魔鬼」,卻令事實現形。李首富身邊紅人馬上出手向天主教區施壓,表達不滿。事後,教區跟羅神父傾談,提點他多注意自己的言論,繼而,副主教直接致電李首富表示抱歉,首富亦已接納,更表示不會因為今次事件,而停止對天主教區的捐助。

令人奇怪的是,率先透露這個消息的,不是教區自己的《公教報》,而是基督教的《時代論壇》,顯然,教區內部對副主教親向李首富道歉的做法,仍有極大爭議。

再看羅神父的「魔鬼」言論,他點名指摘賣發水樓的地產商和扣飯鐘錢的快餐集團是魔鬼,但細心分析,羅神父只是想指出香港財閥壟斷一切為所欲為的恐怖現象。羅神父事後在facebook的一段補白,把問題說得更清楚:「我譴責的是地產發展商的邪惡運作,以至糧油百貨等各行各業,機關算盡地巧取豪奪,壟斷專橫,使市民受盡苦辱的罪惡。他是其中之一,其中一個代表而已,捐款並不能使合法的巧取豪奪變得合理。」

明白事理又有正義感的香港人,都同意羅神父的言論,只是想說明一種愈趨惡化的現象:財富愈來愈集中,資源愈來愈壟斷,權力愈來愈傾斜,制度愈來愈剝削,貧富愈來愈懸殊,民眾愈來愈困苦。羅神父之言,只是敲響警世的鐘聲,喚醒當權的,富有的,有良知的,再這樣下去,壓力煲就會爆炸,香港將會陷入滅頂之災。

但副主教在壓力下致電李首富直接道歉,說明了無遠弗屆的李氏力場,不只掌管人間,其影響力,還遠達地獄與天堂,連天主的代表,都對他敬忌三分。李首富回應副主教的道歉:「不會因此事而停止對教區的捐助。」箇中玄機,早已明明白白。人說有錢使得鬼推磨,想不到的是,有錢,連上帝的使者也可任由差遣。

2010年11月9日 星期二

民主行先,還是民主黨行先?

(吳志森‧蘋果論壇‧20101110見報)

二0一二兩個選舉辦法的魔鬼細節公布,網上熱播著民主黨副主席劉慧卿的影片,是今年六月政改辯論,她在立法會義正詞嚴的發言內容:「我希望提名門檻唔好太高,最好十席,令到所有政黨都可以參加,如果兩三個月後文件出來,啊,原來呃人嘅,淨係益某啲黨嘅,我講咗,我會馬上引咎下台。」

文件出來了,提名門檻十五席,只益了有一百多個區議員的民建聯和六十個區議員的民主黨,其他黨派包括建制的自由黨和泛民的公民黨都只得十位區議員,夠不上提名門檻,「益唔到」。網民連番追問,劉慧卿何時引咎下台?

劉副主席馬上發表聲明回應,大意為:民主黨一直要求提名門檻定在十至二十人之間,政府現倡議的十五人屬範圍之內,符合民主黨要求…. 政改辯論當天,我表明希望提名門檻最好是十人,但我當時並沒有指,提名門檻高於十人,我就會辭職….

要咬文嚼字,劉慧卿她當然不應辭職。從兩年後政治布局和板塊考量,劉副主席當然也不會辭職。

是事前「傾掂數」,還是事後充份溝通,我沒有內幕,但處處維護政改的魔鬼細節,民主黨對兩個選舉辦法,顯然已差不多全部收貨了。

要達到這樣的結果,中間還有一個曲折的過程。還記得政改細節一出,泛民齊聲反對,尤以民主黨反應最為激烈。張文光批評六百萬選舉經費上限太高,超級議員助長仇富:「兩間私樓三間居屋的價錢,選贏可以還,選輸要破產。」李永達就罵唐英年不君子:「你叫我哋點信佢!開頭話講好大原則,本地立法細節可以傾,而家又反口,日後好難再合作」。

黨主席何俊仁第一時間出來補鑊,左指張文光未參加過直選,不知道選舉經費上限不等於實際的選舉經費,全港一個選區,六百萬也不算多。右批李永達不應罵唐英年不君子,因為政改細節,十五人提名門檻、全港單一選區,都沒有超出民主黨與政府的協議。即使最爭議性的一一七名區議員選委用全票制產生,會做成建制派壟斷的局面,影響特首選舉大局,何主席也沒有多大異議,理由是其他界別都是用全票制,如要改變,應一併考慮。

主席出來統一口徑,激烈反應的民主黨議員已經全部收聲,政改細節順利通過,已成定局。

民主黨接納擺明是明益大黨的政改細節,不是原則的勝利,而是算術的勝利。提名門檻,選舉經費這些遊戲規則都對大黨有利,民建聯是大黨,當然有優勢。相對其他泛民政黨,民主黨也是大黨,掌握著最大的資源人力,超級議員已成囊中物,甚至可與民建聯爭一日之長短,也可乘勢將其他泛民競爭者排除出去。遊戲規則對我方有利,答應也來不及,為何還要節外生枝提出反對。

記得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說過,大意為:「是民主行先?還是民主黨行先?我認為原則應該民主行先….」但民主黨今次對政改的魔鬼細節全部收貨,是徹頭徹尾的民主黨行先,民主跟尾。

2010年11月8日 星期一

香港工商界的返祖現象

(吳志森‧明報論壇‧20101109見報)

公眾輿論猛烈狂轟,工會團體威脅罷食之後,大家樂集團終於收回「加薪扣飯鐘」的陰招,加薪建議照舊,飯鐘錢繼續保留。實質加薪幾百元,是對抗通脹的及時雨,工人當然額手稱慶。這是正義力量的勝利,工人工會輿論打了一場勝仗。面對不合理不公義,工人不再啞忍,工會不再視而不見,輿論不再站在高牆的那一邊,社會才有進步的希望。

大家樂的聲明指:「留意到部分社會團體及公眾人士對有關措施持有不同意見甚至誤解,為求釋除公眾疑慮與顧及整體社會和諧,決定作出有關安排。」讀到大家樂這種「跌落地拿喳沙」的公關文字,只嘆句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年賺5億的飲食集團,為省區區的飯鐘錢,佔利潤九牛一毛,搞到全城沸騰,萬人聲討,完全得不償失。人們不禁要問,這幫關在冷氣房度橋,年薪幾百過千萬的高級師爺,是用哪個器官來思考的?

大家樂盤剝無度固然可恥,更可恨的在旁敲邊鼓打氣說項的一群幫閒。飲食界張廿蚊議員的觀點論據早已聽得令人耳朵起繭,公信力和說服力都欠奉,不提也罷。今天要講的,是一位工業界的孫姓領袖的「不勞而獲」論。

孫先生接受訪問報紙撰文,都不厭其煩推銷他的觀點:「工會以社會運動方式強迫僱主,員工的非工作用膳時間也要支薪,不但破壞了立法的原則,也某程度上,鼓勵不勞而獲,違背了香港一向提倡的多勞多得精神。」

商界把香港變成剝削之都

這種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觀點,以為臉不紅心不跳重複一千次就變成真理,簡直令人嘆為觀止。工人一天為公司踩行油8到10小時,中間只用幾十分鐘時間填飽肚子補充氣力再為你拚命賺錢,竟被視為「非工作用膳時間」而要扣飯鐘錢,本來有的都在加薪的幌子下粗暴給拿掉,這種肚滿腸肥的大老闆,竟然為如此無良措施辯護,又竟然說得如此理直氣壯,良心是否給狗吃掉了!

香港商界視剝削為理所當然,賺盡是理直氣壯,不把人當作人看待,把工人當成搖錢賺錢工具,只要符合法律的最低要求,想盡辦法鑽政策空子,挖空心思不顧形象,一分一毫榨乾榨盡,一夜之間,把時光倒流到工業革命血汗工廠的年代,把香港變成殘酷之都、剝削之都。

進化論說,人是猴子變成的,由手腳爬行,到直立走動,脫體毛,縮尾巴,長腦袋,進化成今天人類的模樣。但生物界也常常有退化的現象,如全身生毛,長出尾巴,科學家稱為「返祖現象」。今天不少商界領袖,也出現類似的返祖現象,21世紀的人類,說出18世紀工業主的說話,任你捐出1000億關愛基金,說一萬次香港仁愛香港,有這種人的存在,只會把仇富仇商,吹得烈火燎原。

給審查員盯上了

(吳志森‧三言堂‧20101109見報)

我發出的博文,引起一些回應,但稍為敏感的都只限十多個就停止。有粉絲指,確實有些奇怪,在他們的微博網頁中,我發的博文有些突然人間蒸發了,這明明就是硬生生刪帖的跡象。他們不說,我一無所知。

為甚麼呢?因為在「我的微博」中,沒有一帖被刪,也沒有任何通知。我發出過的博文,平安無事完好無缺地在「我的微博」中躺著,一點被蹂躪過的痕跡都沒有。

後來,有粉絲提醒:「微博越來越陰濕,那些不河蟹的消息只有你自己看到,其他人看不到。你看到那些評論本來很熱烈的,後來就沒人評論。沒有刪除就不會通知你,你就不知道。你註冊另一個號登陸看看自己的微博。」

我註冊另一個帳號登陸,追隨我的微博扮作粉絲,果然有所發現。那些敏感的博文,原來在粉絲的微博中被徹底刪走了,不留下一點蛛絲馬跡,像從未發出過一樣,但在我的微博中仍保留著,做到神不知,當事人也完全不會察覺。

原來陰招是這樣的:對有極度敏感詞的博文,完全堵截,不准發出。即使漏網之魚發出了,也會即時被刪。對次一級的敏感文章如何處理呢?不會直接刪帖,我稱之為「陰招刪帖」,目的是限制流傳。方法是:博文發出,十多個評論過後,審查員留意到了,局部刪帖,但博文仍留在你的微博裡,而追隨你的粉絲卻無法在他們的微博再看到,用這種方法限制敏感博文的流傳速度和轉發數量,發帖者卻完全被蒙在鼓裡。高招!

這種精細到位的審查工作,當然是由人手而不是經機器代勞了,前提是,我的微博給盯上了,才有審查員如此這般無微不至的招待。我的疑問是,每分鐘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博文發出,究竟微博聘請多少個審查員?開支又有多大?是否算入跟國防開支差不多的維穩經費?全國又有多少個審查員日以繼夜的在做這種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工作?

網絡流傳一個笑話,在劉曉波得和平獎的敏感時期,某位不知名的微博小秘書,在網上求救:各位用戶,請行行好,幾天幾夜了,覺未睡,飯沒吃,加班到現在,不停的刪,沒完沒了,手都軟了,求你們不要再發敏感詞了....

2010年11月5日 星期五

微博陰招

(吳志森‧三言堂‧20101106見報)

中國的微博事前不警告,事後不通知,在極不尊重作者的情況下,隨隨便便就刪走他們認為是敏感的博文,早已司空見慣,絕對不是新聞。如果再不聽話,整個微博會在一夜之間「被不存在」。天朝網友在微博大放厥詞,更是如履薄冰,無法暢所欲言,以免心血被無知無情的網絡審查員一念之間毀於一旦。上億的博友,用極具創意的方法,用形音影射,用拐彎曲筆,盡情吐露自己的心聲,而廣大網民也心領神會,理解回饋,自我感覺良地享受著富有中國特色的言論自由。

不知是否赤裸裸的刪帖引起的反響太強烈,網絡審查員的大腦,最近想出了一些刪帖陰招,我相信,本人絕不會是唯一的受害者。

中央黨報《人民日報》10月26發表署名文章,題為《我國公民享有言論出版自由是不爭的事實》,單看標題,還以為有人在惡搞,詳閱內文,原來真是喉舌的宣傳重炮,其立論邏輯,卻荒謬得令人笑出眼淚。無論從任何角度來,這是當然的網絡好題材,有人原汁原味用圖片方式在微博全文登了出來,反應之熱烈,歷久不絕。

過了兩天,香港紙媒刊登了內地網友的反應,題為「錯別字」,內容如下:《人民日報》刊出評論《我國公民享有言論出版自由是不爭的事實》。讀者回覆﹕太不專業,這麼明顯的錯別字都沒看出來,不是「享有」,是「想有」。

我先把「錯別字」在微博刊出,帶來十多個回應,其中一個是這樣的:《我國公民享有言論出版自由是不真的事實》。我於是再加油加醋,補了以下一段,發上微博:

「我國公民想有言論出版自由是不爭的事實。我國公民享有言論出版自由是不真的事實。我國公民享有不言論不出版自由是不爭的事實。我國公民享有不言論不出版自由是真的事實。我國公民享有像美國公民一樣的言論出版自由是不爭的事實,因為我們都可以罵美國政府和美國總統。」

這個自以為相當精彩的博文,只有十多個回應,就突然停止了。

奇怪了,平日這種調侃,回應動輒有幾十個,難道今次微博又出了甚麼新招,限制博友的發表自由?經網友提醒,果然發現了微博的陰招。

2010年11月3日 星期三

用錢買的幸福

(吳志森‧三言堂‧20101103見報)

城中未婚富二代美國買肚生仔,連中三元,成為全城熱話,惹起道德爭議。

老爸恨抱男孫恨到發燒,二子生兩個都是女兒。長子信佛,擇偶條件嚴苛,要求女友懂得跟他傾佛偈,相信短期完婚生子的機會不高。於是跳過擇偶、拍拖、結婚的階段,直接跳到買卵買肚做未婚爸爸,其戲劇化之程度,比得上天匯跳樓層直接跳到八十八樓,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對不少富豪來說,能用錢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只有價格高低的分別,沒有道德不道德的考慮。老爸坐擁二千憶地產皇國,但卻要抱男才感到幸福。如果用錢能買到幸福,莫說是一百萬,即使是一千萬甚至一億,都視作等閒,只是按一按指頭之間的事。但這種幸福能否長久?一出生就沒有媽媽的小孩會否幸福?除了八卦,這些更得我們深思。

站在宗教的角度,這種人造生命是否違反自然?站在倫理的角度,如果代母職業化商業化會否產生亂倫的危機?縱使機會極小,不得不防,但卻很難提防。先撇開宗教倫理這些問題不談,未婚富二代買肚生仔,與香港地產財閥有錢大哂為所欲為的心態,一脈相承,如出一轍。

香港生殖科技法例,禁止未婚者找代母生仔,用錢買肚更是刑事罪行。香港法律嚴苛,但美國管制卻異常寬鬆,單身同性買肚商業行為,不同州份都有不同規定。但原來香港法律也禁止到外國買肚,一經定罪,罰款坐監,再犯可判罰十萬坐牢兩年。但當局一貫以不評論個案為理由拒絕回應,有關人士亦以外國的事很難管到而含糊其詞。試問,不是富可敵國的財閥,敢這樣做嗎?

富二代急做未婚爸爸的原因,是因為老爸年事已高,恨抱男孩,於是要用人工方法一索得三男來逗他開心。用生仔來盡孝已經封建得令人覺得可怕,用最現代最先進的生殖科技來體現這種男權的封建孝道,更是令人毛骨聳然。

二千億地產皇國的話事人,儼然似手握全權的皇帝,下屬固然不敢逆其意,皇國的繼承者更要想盡辦法令家長開心。用人工製成的孩子作為滿足老人家期望的工具,除了可以博得老父笑逐顏開,有沒有想過孩子的人權,孩子的真正幸福!

2010年11月2日 星期二

無良偽君子 奸商真小人

(吳志森‧蘋果論壇‧20101103見報)

究竟香港的空氣和土壤有甚麼問題,培植出大家樂這種無良顧主?

如果大家樂對即將公布的最低工資時薪廿八大元提出議異,表示太高無法接受,老闆陳裕光憤而辭去「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委員之職以示抗議,像張廿蚊一樣著厚臉皮硬著頭皮堅持到底,擺明車馬要做無商不奸的真小人,相信港人還會對你保留三分尊敬。但大家樂卻用「配合最低工資政策實施」為藉口,名義加薪實質減糧,但做了又不敢承認,諸多理由,死不認錯,做偽君子也做得鬼鬼祟祟,除了使人不屑之外,剩下的,甚麼都沒有了,就只有公眾的涎沫。

大家樂管理層要求屬下員工簽署「僱聘資料變動確認書」,時薪增加兩元至三元半,但清楚寫明「用膳時間不計算在有薪工作時數內」。連小學程度的算術都能準確無誤的計出來:加薪兩元,由二十二元增至二十四元,八小時工作,扣減四十五分鐘飯鐘錢,每日減薪兩元。由二十五元增至二十七元,每日減薪四元二角五分。如果加薪兩元五角,由二十五元增至二十七元五角,每日減薪六角二分五。要加薪至三元,才有機會出現正數,每日增薪三大元。

輿論鋪天蓋地譴責這種為富不仁的無良僱主,大家樂的高層管理人員出來澄清,對「名加實減」含糊其辭,對玩弄數字巧言令色,還猛拖同業落水。他們也扣飯鐘錢,如果我們不扣,還會失去競爭能力。說話的高級行政人員,像小學犯了錯,老師要罰,他就哭喪著臉,兩行眼淚一把鼻涕:「小國、小強都有做,點解淨係鬧我小明,唔鬧佢哋?」如此回應,如此水平,實在丟人現眼。

過去十二年,大家樂集團都有強勁的盈利增長,除了二00三年沙士期間稍為回落,即使0七、0八金融海嘯,盈利都穩步上升。二0一0 年,更勁賺五億一千三百萬。扣減員工飯鐘錢,如果中間落墨當三元計算,每月廿六日,三千員工,一年約慳了二百八十萬,不足盈利的百分之零點五五,亦遠低於老闆和行政總裁的一年董事酬金。

最低工資,是為了照顧最弱勢,最無競爭能力的基層員工,二十八元一小時已經低得無可再低了,一天做足八至十小時,都不足他們養家糊口。打工的的意義是甚麼?勞動的價值又是甚麼?廿八元一小時,不夠這些老闆級行政人員到高級酒樓吃一口蝦餃,呷一啖紅酒,但對基層打工仔來說,就可能是一餐飯餸的價錢。是甚麼邪惡念頭,驅使這些行政管理人才,坐在辦公室裡想壞腦袋,挖空心思,把基層員工盡情地逐分逐毫地剝削,把僅餘的勞動價值都搜刮淨盡。如果他們的子女有這種父親,可以抬起頭做人嗎?面對基層員工的痛苦,他們晚上可以睡得安穩嗎?

或許有人會說,資本家追求的是利潤最大化好向股東投資者交代,工資糊口養家並不是老闆的責任。這個說法在弱肉強食的森林資本主義裡可能沒錯,不如就這樣吧,當基層市民的工資被層層剝削,踐踏得比綜援還不如,就讓他們齊齊停工,集體申請綜援,到時如果因為社會福利不勝負荷而加重利得稅,無良的資本家們,你們又願意嗎?

黃華麒還可信任嗎?《頭條新聞》風波與港台人疑慮

明報‧世紀‧Media Fuss‧20101102

編按:香港電台王牌節目《頭條新聞》的人事風波暫告一段落,但備受猜疑和批評的黃華麒會否被政府續約,仍屬疑問。早前《記者之聲》曾有一篇短文談及黃華麒及節目風波的幕後瓜葛,對於事件真相和意義,以至於對黃先生是否應被續約,頗有啟發。本版特別轉載於此,好文共賞。

[文/香港電台一員工 編輯/曾祥泰]

 作為港台一分子,近期發生的連串事件令我陷入失落與迷惘之中。失落,是因為對我們的總編輯失去信任;迷惘,是感到自由的空間正在收窄。

 一個周六的早上,報章報道作為香港電台總編輯的廣播處長黃華麒點名要更換《頭條新聞》節目主持人吳志森及曾志豪,原因是他們經常批評政府,即時心裏一寒,想覑莫非有人真的要向被視為「眼中釘」的節目開刀?以往種種對這個節目的批評主要來自外界,莫非今次進行內部整肅?加上早前報章亦指「有人」想從《自由風自由phone》節目中「踢走」吳志森,令我感到困擾,究竟自我審查大軍是否已進駐港台呢?

 一天,又一天,再等一天,隨後的差不多一星期內,報章陸續跟進港台編輯自主及有關頭條新聞主持人的新聞,可是處長一直沒有站出來澄清以掃除公眾疑慮,令我這個港台員工十分不安。終於一星期後,處長召開員工大會「澄清」傳聞。滿以為可以取得答案的會面,卻換來更大的疑問與失望,甚至更引發誠信問題的困擾。

 愈描愈黑 誠信成疑

 我向來對這類員工大會抱覑可去可不去的態度,但今次非去不可。甫開場,處長用了二十多分鐘解說自己並非迴避與「撐港台運動」會面以及避開公眾,多番強調自己敢於面對批評、喜歡開心見誠與員工溝通,並且「門常開」,報紙的報道只是「炒作」、「沒有根據」;至於有關頭條新聞節目的討論,亦只是建設性地與員工傾談,並在會議紀錄中清楚記錄下來。他一再強調如何「一片苦心」令節目做得更好,報道卻扭曲事實。另外,他亦陳述了代表港台與政府簽署的約章是如何認真地完成的,包括最後版本已接納了八至九成「我們」的意見,與顧問委員會的關係亦有清楚規範……

 說了一大段抗辯與大道理後,答問環節才是戲肉。具爭議的約章「秘密地」簽訂而沒有事前向員工解釋、內容缺乏監管政府條文處長卻欣然接受是追問的重點,但大家更鍥而不捨的,是「處長究竟有沒有在任何會議(或情)曾經點名批評(或要求撤換)頭條新聞節目主持人吳志森」。

 本來,作為港台最高負責人,就節目給予意見或點評主持人,似乎沒什麼大不了,但為何一個又一個的員工開口希望處長澄清有沒有說過這番話,他總是帶同事「遊花園」、「兜圈子」?予人的感覺是閃縮、迴避、有不可告人的議程,難怪有同事終於按捺不住直指處長自相矛盾﹕一方面指報章歪曲事實,另一方面又不肯正面回應提問;一方面說「門常開」樂意溝通,另一方面即使在內部會見員工時仍閃閃避避。話未說完,掌聲已響起,記憶中更有點歡呼聲一同和應。

 明顯地,大家已等得太不耐煩,對於一些不盡不實的虛話,不再留情面。這一刻,處長終於表示,沒有在報道中的「該次會議」要求撤換吳志森,並且振振有詞的說,有會議紀錄為證。

 「嚴謹」「關注」 六四特輯

 可是,處長或許沒有聽清楚同事的提問,又或是「忘記」了問題的內容,故此,有同事「提醒」處長,在過去兩年,不少同事都曾經在不同場合聽過處長類似的批評,意指在「該次會議」沒有要求撤換吳志森並不能遮蓋他的「盤算」。

 其實,最核心的問題根本不在於處長是否說過這些評語,而是同事是否信任處長。信任不是基於主觀的感覺,而是透過客觀的事件建立。過去兩年,處長究竟有沒有讓員工看見他維護編輯自主的具體工作呢?處長不耐煩地反問﹕「唔通總編輯對節目有批評都唔得咩?」「請大家相信我,原則是非常重要的……」,會場氣氛異常沉重,我的心亦沉下去。悲哀的是,我對同事的分析很有同感。

 是誰一聲不響簽訂了一份威脅港台編輯自主的約章,事後還振振有詞地說政府已接納了「我們」九成意見?是誰在「六四」二十周年製作特輯的問題上,一次又一次「嚴謹」地「關注」是否太多?是誰在員工面前不盡不實地「澄清」沒有批評吳志森?對,問題的核心已經不是有沒有批評誰,而是信任的問題。

 三天後,閱報得悉處長公開表示,視編輯自主如生命般重要。真諷刺!

2010年11月1日 星期一

政改細節魔鬼出籠 政治壟斷格局未變

(吳志森‧明報論壇‧20101102見報)

猶記得幾個月前,溫和泛民蘊釀超級區議員政改方案,跟中聯辦特區官員進行密室溝通,特區政府上上下下,曾蔭權、唐英年、林瑞麟,都擺出一副萬事有商量的姿態,多有承諾:選舉一定公平公正,提名門檻很低,不會把任何黨派摒諸門外云云。

言猶在耳,行政長官立法會兩個選舉辦法的具體內容出爐,連當初推動方案的溫和泛民,他們的心都冷了一截,甚至有上當受騙的感覺。上星期公布的細節,就成了兩個選舉辦法的真正魔鬼。

先說超級立法會議員。提名門檻是15位民選區議員。按照今天區議會的勢力分佈,公民黨、自由黨、社民連、工聯會、街工都未夠數提名一位候選人。「大黨玩哂,小黨靠邊」,格局無法改變。

超級立法會議員選舉,全港一個選區,比例代表制產生。一張名單競選經費上限600萬。民協這類老牌地區小黨,也僅可提名一個候選人,助選的人力已無法解決,更嚴峻的難關是競選經費。600萬對民建聯、自由黨這些富貴黨當然輕而易舉,但對於小黨小派,600萬絕對是天文數字,要賣樓賣車甚至借貸,選贏了還可以償還,選輸了分分鐘破產。即使每張選票政府資助由11元提升到12元,亦於事無補,因為資助競選經費的上限是一半,候選人選前借到600萬,選後還要最少拿300萬出來填數。選舉變成金錢遊戲,扼住不少候選人的咽喉,「大黨玩哂,小黨靠邊」的格局將變本加厲。

特首選舉的壟斷格局就更不堪了。選舉委員會由800人增加至1200人,四大界別:工商、專業、基層、政界各增加一百人。區議員所獲得的名額,增至117人,政府建議,仍維持舊有辦法,採用全票制產生所有區議會選委。

目前民選區議員有400多人,建制派佔了半數,如果他們將全票集中投在一張117人的名單,泛民就連一個來自區議會的選委都沒有。提特首候選人的門檻是150個選委,還差33人,就可提名一個特首候選人。最辣的關鍵,是壟斷提名,其他工商專業基層政界不少選委早已是西瓜靠大邊的建制人士,只剩下稍有民意基礎的區議員選委,也要給全票制選舉辦法牢牢綑綁住。

確保壟斷提名的格局未變,2012特首選舉,還會出現不同陣營的競爭局面嗎?見微知著,到了2017的特首所謂普選,如何提名,一定會機關算盡,設計出一個滴水不漏,萬無一失,安全繫數超標的機制來。這會是一個公平公正,真正有競爭的民主選舉嗎?

溫和泛民當初支持政改方案的時候,有想過這些魔鬼會出籠嗎?今天官員們已經是過了海的神仙,後悔莫及的溫和泛民,有本事就投票否決!

(samngx123@gmail.com)

2010年10月27日 星期三

駱駝穿過針孔

(吳志森‧三言堂‧20101028見報)

西方富豪宣布「裸捐」,用一半到整副身家作慈善,並親到中國大陸推銷。內地暴發富豪,除了避之則吉,就是反應冷淡。網絡上的反應尤其強烈,不是說捐身家不合國情,就是說不要把西方的意識形態強加中國,總之與畢菲特蓋茨吃頓飯影張相還可以,真的答應你們死後「裸捐」,卻萬萬不可。

這當然與中國人身家傳子孫的傳統文化有關,這兩位世界首富,也太天真太不了理解國情了。大陸富豪第一桶金如何得來?現時身家實數究竟有多厚?就如不少女人的年齡一樣,是到死都要拼命守住的祕密。更何況,在產權不清的況下,大陸暴發富豪的錢,究竟是自己的還是黨和國家的,有時也很難搞得清。

香港富豪當然沒有產權不清的問題,但捐獻文化也大大有別於西方。本地的地產財閥,富可敵國,無論做生意還是捐款,都著重成本效益,計算投資回報。捐款給地方扶貧搞建設,與他日在這個地方的投資項目有關。給藝術學院捐款,是因為當今領導或將來領導的至親可能在這裡當領導,是既曲線又長遠的投資。捐十億八億就可以把人家的百年老店永久冠名,回報奇高,何樂不為。

由曾特首親自推銷,唐司長領軍的關愛基金,幾天之間就捐個滿堂紅,對當今和下屆領導都給足面子,這種既便宜又穩贏的生意,一次過滿足兩個願望,對無寶不落的地產財閥來說,只幾個億,算得甚麼。

我不知道第一時間認捐關愛基金的富豪們,捐的是自己的錢還是人家的錢。地產富豪的公司,都是公眾上市公司,錢不屬於私人財產,而是各大小股東擁有。如果富豪認捐的是股東的錢,是徹頭徹尾的慷他人之慨,這問題絕對不能含糊,必需向股東們有清楚的交代,大小股東也要為自己的利益好好把關。

香港彌漫著愈來愈濃烈的仇商仇富情緒,不是由於富豪沒有捐獻,也不是因為他們捐得太小,而是因為香港的財閥愈來愈沒有良心。港人不會妒忌別人身家比自己豐厚,也不會眼紅人家賺大錢,不過是地產富豪賺得太盡,做了太多損人利己的勾當,才惹起我們的怒火。

橫行慣了,要香港富豪發財立品,恐怕比駱駝穿過針孔還要難。

施政只看眼前一寸 例子俯拾皆是

(吳志森‧蘋果論壇‧20101027見報)

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林煥光,是港英時代訓練出來的的政務官,在官場超過三十年,在不同部門擔過重職,在董建華年代做過大內主管----特首辦主任,這樣的閱歷和經驗,評論起當朝施政,比其他時事評論員,更狠更準,更一針見血。

其實,林煥光幾次接受傳媒訪問的內容,不是甚麼驚世駭俗的勁爆內幕,而是一些稍為用心就輕而易見的普遍現象。例如當年他也曾負責尋找骨灰龕場地,那時政府每年都事先計好數,為興建未來的骨灰龕場做好規劃。他說,地區人士反對這些厭惡性設施,幾十年來都是如此,這不是今時今日的問題,以往政府都有十年規劃,每年都檢討一次供求量,不知甚麼時候停了?

又例如垃圾堆填區,林煥光說,政府應一早告訴市民處理垃圾的重要性,不是再問市民應否擴大堆填區,而是帶領市民如何源頭減廢,多做分類回收。

要舉出官員「埋首沙堆」,施政「只看眼前一寸」的類似例子,俯拾皆是。例如教育政策的縮班殺校,又例如扶貧,再例如資助房屋,再再例如人口老化,凡此種種,都只看到最高主事人在任期內如何做好呢份工,卻沒有為七百萬人的福祉作長遠規劃長遠打算。

林煥光盛讚,當年彭定康來港就任未代港督,到步就宣布五年會做甚麼,任期完結就交代做了甚麼。在董建華年代任高官的林煥光,更對董特首不少宏大計劃,例如教育投資,留下深印象。至於曾蔭權,林煥光這樣評價:「我始終覺得五年來的施政報告都有一個環節比較弱,就係是斬件式處理問題,沒有整體、長期、宏觀的政策,次次都係零敲碎打,全部沒有深層次解決,比較失望。」

「政治家看的下一代,政客就只看下一任。」這句說話,一矢中的地反映香港當前的困局。更令香港舉步維艱的是,曾蔭權已經沒有下一任了,只有最後的年多兩年,而最近提出來的政策,如果不是為博掌聲的短期行為,就是在任內盡量避免引起爭論,刻意要把燙手山芋留給下一任的刻意安排。

二十三條立法在曾蔭權任內決定不搞了,把政治炸彈留給唐英年或者梁振英。管理骨灰龕場地的政策和立法,今屆政府也來不及了,要下屆政府來完成。醫療融資這樣的大政策,今屆政府只是開了個頭,要等下屆政府來埋尾。而引起極大爭議的「置安心」先租後買,也要等到二0 一四,才見到蹤影,政策的後果,也要由來屆政府承受。

林煥光、王永平、任關佩英、陳方安生這批來自港英時代的政務官,退出官場後相繼出山狠批當朝施政,並非不甘寂寞,不是報復心理,套用林煥光的說法,可能是「贖罪」:「政策有缺失,難道自己沒有責任嗎?的的確確有原罪的感覺。」退休高官提醒當朝要有遠規劃,盡了應盡的言責,總比那些名人飯局吃喝玩樂的退休同僚強得多。但問題是,在一片鼓樂喧天的讚歌聲中,這種狗吠火車式的提醒,能夠發揮多大的效用?

2010年10月25日 星期一

洗腦教育:教死老師 讀呆學生

(吳志森‧明報論壇‧20101026見報)

今年的施政報告,特首曾蔭權鄭重其事地宣布要在香港中小學全面推行國民教育,包括:資助中小學生內地交流;資助準老師到內地研習;增加學習《基本法》時數;開發《基本法》試題庫成為科目試題;成立獨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加強國民教育,有政策綱領,有推行步驟,有內容細節,絕不是走過場說了就算。今後中小學生,除了要應付繁忙功課考試,頻密內地交流增加其他學習經歷,還要把枯燥乏味的《基本法》背得滾瓜爛熟,應付考試。

不少有識之士早已指出,由公民教育變為國民教育,是一種倒退,不但違反世界潮流,更違反國內的大趨勢。內地將傳統狹窄的愛國教育,轉為與國際接軌的公民教育,愈趨普遍,但特區政府卻偏偏背道而行。

要求熟讀憲法,了解國家與國民的關係,掌握自身的權利,本來無可非議,但官員今天所推行的所謂國民教育,除了愛黨愛國、國家成就、身份認同等洗腦式教育之外,對多元批判,獨立思考,不是避重就輕,就是付之闕如。

教育局的「基本法教育網站」,提供可供老師下載的教學示例,有「認識高度自治」、「我學會了唱國歌」、「我參加了校內升掛國旗典禮」等部份,鉅細無遺地進行了愛國教育示範,隨處可見洗腦教育的痕跡。

在「我學會了唱國歌」部份,只強調認識中華民族精神,認同中國國民身分。國歌作填詞人田漢的生平,到1949年就戛然而止,田漢在文化大革命被虐殺的悲慘遭遇,完全湮沒。《義勇軍進行曲》曾被禁唱,歌詞曾被改得目全非,到後來才恢復原貌,這些歷史,更當從沒發生過,丁點都沒有提及。

在「我參加了校內升掛國旗典禮」部份,三翻四回講的都是認同、團結和貢獻,「旗上的五顆星及其相互關係象徵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大團結」,但從沒挑戰為甚麼幾十年來一定要由同一個黨來領導,犯了嚴重錯誤搞得生靈塗炭仍然可以千秋萬載?

中小學生的《基本法》考試,考核內容對錯標準,一定會引起無休止的爭論。看看以下的試題就知道了:

問:香港別行政區享有甚麼權力?
標準答案: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究竟是三權分立還是習近平講的三權合作?為何獨立終審之上又有人大釋法?)

問:香港特別行政區無權處理甚麼事務?
標準答案:國防及外交。(特首打電話給菲律賓總統算不算外交?香港能否享有「次主權」?)

問:香港人能否享有出入境自由?
標準答案:能。(但為何香港保釣船出海三番四次被阻撓?出境權有否被剝奪?)

如此洗腦教育,除非只要信不要問,只能背誦不准討論,否則肯定教死老師讀呆學生。

2010年10月24日 星期日

關愛了誰?

(吳志森‧三言堂‧20101025見報)

特首曾蔭權成立關愛基金,商界岀50億,政府配對50億,幫助在社會保障制度下的「漏網之魚」。

自由黨前主席田北俊早前提出過類似構想,曾先生拿來主義,本也無可厚非,但偷橋連多謝也不說一聲,就有點那個。我建議田大少向曾特首索回多少版權費,以示對知識產權的尊重。

精叻的香港人常常說:「你出雞我出豉油」,點都有著數。但今回卻是你出雞我又出雞,商界拿50億白花花的銀子出來扶貧,目的是改善形象,緩和愈來愈熾烈的仇商仇富情緒,商界這樣做,是發財立品也好,是良心發現也好,是賺夠了要回饋社會也好,是他們自己的事。如果以曾蔭權為首的一眾高官,拿自己的身家出來「裸捐」,跟財閥的關愛配對,也是他們自己的事,與我們這些蟻民無關。

但現在政府官員卻大慷納稅人之慨,在庫房拿50億納稅人的血汗錢,為財閥塗脂抹粉,為富豪改善形象,以關愛之名,為他們洗淨巧取豪奪的罪孽,無論包裝得如何精緻美麗,解說得如何巧這令色,也逃不過普羅市民的法眼。

官員們對為何成立關愛基金,說得矛盾重重。如果在香港的社保制度,有部份人無法受惠,那改善制度,讓他們受到照顧好了,何必架床疊屋,另起爐灶搞一個不倫不類的關愛基金?更何況,政府庫房水浸,有多達2萬多億儲備,可以拿多些出來擴大社保制度,為何非要商界用這種形式參與不可?

退一萬步來說,如果真的庫房虛空,政府缺水,大可改革稅制,多抽地產財閥的不義之財,用徵收的稅款來扶貧濟世,既名正言順增加財政收入,更能維持社保制度的穩定性。但現在卻捨近圖遠,非要商界摻雜其中,不無可疑可議之處。

究竟關愛了誰?唐英年是下屆特首的熱門人選,作為關愛基金主席,100億將會搖身一變,成為了他的競選經費,有如此龐大的資源在手,可以發揮的政治能量,無遠弗屆。而整個基金的安排由民政事務局主導,政治意味更濃,社區團體,地區樁腳,區議會選舉,必定和關愛基金,和唐英年的競選運動萬縷千絲。

請立法會議員撥款時為我們把好關,杜絕把納稅人的血汗錢公器私用。

官媒民調

(吳志森‧三言堂‧20101022見報)

內地《環球時報》,是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下面的國際新聞類報紙,日前發表了一個名為《諾貝爾和平獎事件公眾態度》的調查報告,在北京、廣州、上海訪問了約1,000民眾,得出一個頗堪玩味的結果。

調查顯示,近8成民眾不知道今屆諾貝爾和平獎得獎者是誰。報道引述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分析:「這說明普通中國民眾並不關注諾貝爾和平獎,它是一個小眾的問題。」

副所長,還有兩成人關注不是小眾問題啊!除了外交部發言人鬼鬼祟祟提過幾次劉曉波之外,就只有《環球時報》咬牙切齒發炮點名批判過諾獎,其他媒體,幾乎隻字不敢提,防火長城,又把諾貝爾和平獎屏蔽過濾得滴水不漏。很久以前,劉曉波三個字早已在公共視野裡徹底消失了,但至今還有超過兩成人聽過和平獎知道劉曉波這個人,證明真理部的功夫還未到家,必需嚴肅檢討。

七成民眾認為頒給劉曉波和平獎是西方圖謀,向中國施壓,滲透西方的價值觀,這結果也沒有丁點意外,奇就奇在,七成被訪者認為中國政府應淡化處理和平獎不予配合的同時,竟然有一成二的被訪者認為應該接受諾獎委員會的決定,配合他們頒獎。這一成二是甚麼人?受到西方荼的甚麼毒?是不是經常翻牆的那一批?要嚴查究辦,嚴懲不貸。

調查更顯示,近六成受訪者認為應該關押劉曉波,直至服刑期滿。但有16.4%的受訪者卻認為,應該在適當時將劉曉波釋放,並讓其離開中國;7.9%認為應該立即釋放劉曉波,允許其前往挪威領獎。兩者加起來,主張釋放劉曉波的民眾,竟然超過二成四,事態就相當嚴重了。

《環球時報》的調查結果犯了極其嚴重的政治錯誤,讓劉曉波和平獎諾貝爾這些敏感詞一再高調見報,已違反了宣傳紀律,即使真理部最近轉了調子,要加重火力圍剿,但調查結果卻老老實實反映了,儘管官方全面封殺劉曉波,瘋狂打壓支持者,連妻子劉霞都被全天候監視軟禁,但同情劉曉波的民眾仍然大不乏人,這說明了在圍得像鐵桶一樣的國度裡,追求自由仍是永恒的主題,禁閉人民的軀體,卻無法鎖得住他們的思想和靈魂。

2010年10月19日 星期二

「關愛基金」,還是「關照基金」?

(吳志森‧蘋果論壇‧20101020見報)

特首曾蔭權親自出馬,四出找城中地產富豪「泵心口」,兩日之間,就為關愛基金籌集高達三十五億的捐獻。炳哥四億、四叔四億,誠哥五億…其踴躍程度,不少人都以「滿東華耀保良仁濟夜」來形容,但此等籌款模式,一來銀碼細,二來都是真心實意的街坊捐款,絕不能與無寶不落的富豪捐獻等量齊觀。關愛基金在地產財閥間反應熱烈,就等於機構投資者認購新股,是投資也是押寶,等待著穩賺不賠的豐碩回報。

按照目前的情況發展下去,五十億捐款目標隨時超額完成,再加上政府撥出的五十億,一百億元的關愛基金,可以發揮的政治能量,足以影響今後幾年,香港的政治版圖和政治生態。

地產財閥對關愛基金反應踴躍,與其說是給曾蔭權面子,不如說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將來。

關愛基金的主席是政務司司長唐英年,連小學生都非常清楚,他是來屆特首大熱。唐公子雖然身任百官之首,長期以來,表現卻乏善足陳,連對著鏡頭說幾句都口齒不清,沒有貓紙就無法說話,又經常開口夾著脷,幾年下來,只記得他出過的洋相,根本沒有人可以想得起他究竟有甚麼政績建樹。相反,唐英年的對手梁振英卻來勢洶洶,房屋、勞工等政策政綱條理分別,訪貧問苦,建立形象,拉票造勢,每一樣都有板有眼,把唐英年大大的比了下去。

與其說關愛基金主席一職,是曾蔭權送給唐英年的一個大禮,不如說是阿爺賞賜,要求唐公子從後趕上的一個的平台,這個用高達一百億打造的黃金平台,給唐英年一個好好的表演機會,用唐英年自己的夫子自道,對他競選來屆特首,真的是一場「及時雨」。如此顯而易見的政治效果,曾特首竟然睜著眼說是「荒謬」,簡直是近年最大的「廢話」了。

關愛基金的最大目標是扶貧,理應像其他類近的基金一樣,勞福局屬下的社會福利署負責安排,由非政府組織申請撥款然後提供服務。但這個關愛基金,卻一改以往運作慣例,由民政事務局負責執行。眾所周知,各地區團體的對口單位就是民政局,回歸以來,在親疏有別的方針下,民政局用撥出款項提供場地等政策,來扶植親建制的地區組織,擴大勢力,贏取更多區議會議席。十多年下來,區議會已成了建制力量的天下,證明政策行之有效。關愛基金由民政局執行,用來關照親政府的地區勢力,用心已是路人皆見,否認也否認不來。

地產富豪紛紛押寶關愛基金,最後可能禍及香港的社會福利事業。富豪每年的捐獻都有上限,達某個數字就會封頂,這是長期的公司政策。令人擔心的是,富豪捐十億八億給關愛基金,可能會扣減對公益金或其他慈善團體的損款,在這樣的零和遊戲下,非政府組織的經費來源就會受到影響,分分鐘會關門大吉。

「關愛」變成「關照」,政治禍及慈善,但富豪和政客,對這場政治金錢的押寶遊戲玩得樂此不疲,管你天會馬上塌下來。

2010年10月18日 星期一

「置安心」只會令地產商「至安心」

(吳志森‧明報論壇‧20101019見報)

大約十多年前,董建華推出「首次置業貸款計劃」,低息貸款60萬港元,給首次置業的家庭買樓上車。一個家庭的幾兄弟,成功獲批這筆天掉下來的餡餅,興高采烈四出尋找合適的單位。終於在新界區找到600呎單位,250多萬,3成首期70多萬,還欠近20萬。拿出儲蓄,勉強湊夠數,決定買下這個單位。由於手頭緊絀,跟業主逐千元講價,至深夜,終於成交。

那個時候,利息不像今天的低,250多萬元的單位,幾兄弟微薄的薪水,供得非常吃力。他們的家庭負擔相當重,樓價高企,本來不打算置業,但因為有政府的貸款,而且死線臨近,有「著數」不用,會覺得很「蝕底」,反正都要上車,匆匆把房子買下來。

不到幾個月,樓價插水式下跌,未幾,變成負資產。在金融風暴下,幾兄弟如何度過難關,有沒有不幸被裁員,供不起而被迫賣出單位,還要拿巨款贖樓,有沒有引起家庭糾紛,我不知道。但這個真實故事,是當年成千上萬負資產的其中一個,因「首置」而中招的例子,大不乏人。

重提陳年往事,是因為這幾天來,曾蔭權特首鄭汝樺局長,把他們精心設計的「置安心資助房屋計劃」,說成是九優十二優的居屋優化版,吹捧幾乎只應天上有。細仔分析,「置安心」可能還要比當年的「首置」更為陷阱處處。

大話怕計數。一家四口,3萬收入,30萬資產,1萬元租住房協「華而不實」的「置安心」單位,5年回贈30萬元租金作首期。五年後,如果單位市值380萬,七成按揭,114萬首期,30萬資產30萬租金回贈,還欠54萬,5年內儲蓄54萬,即每月要慳9千,1萬元租金,剩下的1.1萬,要包家用、交通、膳食、置裝、醫藥、書簿費課外活動補習費,還有可能一家人到外面吃餐飯睇場戲嗎?

最要命還不在這裡。租住「安心屋」五年後,即使再多等兩年緩衝期,如果到時樓價大升,首期遠在負擔能力之外,又或樓價急速下滑,不知何時見底,兩種情況,都使「置安心」租客陷入天人交戰的兩難。眼見30萬元租金回贈即將到手了,如果不上車,30萬元就報廢,不用白不用。這30萬是回贈,是白給你不用還的,當年60萬「首置」是貨款,雖然低息也要還。「置安心回贈」與「首置貨款」性質類近,但誘惑力更大,壓迫性更強,無論樓價升跌,走勢如何,都會被這30萬回贈迫向牆角,非要入市不可。十多年前因首置貨款上錯車變成負資產的歷史,在「置安心」將會重演。

回贈到手,首期東借西湊,租客還會買回那住了五年的舊樓嗎?屆時,這批「置安心」租客,又會一擁而上,成為新樓救市托市的新力軍,「置安心」計劃,至安心的,當然又是主宰香港命運的地產商了

厚顏無恥也是一種專業

(吳志森‧三言堂‧20101019見報)

劉霞到遼寧錦州探望劉曉波回京後,一直被軟禁在家,這種狀況,可能會維持到五中全會後,也可能會過了十二月,令劉霞無法出國代夫領獎。

軟禁措施逐步升級。本來,由公安國保陪同,劉霞可以到市場買菜,現在家門也不能出,買菜的事必需由公安代勞。手機給弄壞了幾次,只能靠推特向外發布訊息,如果互聯網也被截,劉霞就會與外界隔絕,活在黑暗的世界中。

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被問到為何要軟禁劉霞,他竟然這樣回應:「我不認識你提到的這個人,你說的情況我也不瞭解。」境外記者想採訪劉霞,但卻被國安公安保安千方百計阻撓,無法進入她住的小區。記者問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馬發言人這樣回應:「不了解有外國傳媒未能採訪劉霞的情況,中國法律保障公民各項合法權利。」

馬發言人每天被別有用心的境外記者追問劉曉波劉霞的情況,總算是每個問題都有問有答,比曾特首的「不予置評」強得多了。但馬發言人回答問題時那個黨性的嘴臉,明明做了卻不敢承認,還振振有詞地指摘別人,活像一個穿著西裝的流氓在耍賴。

據說,發言人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工作,一個國家的發言人,代表著國家的對外形象,要求當然更為嚴格。如果這種睜著眼說瞎話就是專業,如果撒謊撒得臉不紅心不跳就叫專業,如果這種詞窮理屈也當成是專業,那麼,厚顏無恥,也是一種專業。

境外記者要採訪劉霞,被小區的保安阻止,起初還好聲好氣要你打電話叫人下來接,劉霞的電話被流氓壞機當然打不通,後來索性潑水、推撞、看你長得不順眼要淹死你。劉霞小區前的路被砸爛,記者無立錐之地。通道被樹枝雜物堵著,前後門都圍著六尺高藍色的大圍板,更大刺刺的寫著「因道路施工,給你帶來不便,請諒解」。為了隔絕一個諾貝爾得獎者的妻子一個弱質纖纖的女子與外界聯繫,虧他們可以這樣此挖空心思,想出這種厚顏無恥的辦法來。

劉霞在推特這樣說:「我都沒看見過我家大門外的藍牆。院外難道是海?」

對付不了人家,就軟禁人家的老婆,騷擾人家的朋友,關押人家的支持者。這就是大國崛起?